2024年5月27日至29日，20国集团（以下简称G20）2024年峰会之“文化遗产与气候行动”边会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举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副主任、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ICOMOS China）秘书处主任燕海鸣研究员参会并发言。
一、会议背景
在工业革命以来的150多年里，伴随大量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的使用，大气中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浓度显著增加，人类所处的气候基本态发生了剧烈变化，引发一系列连带反应。今天，极端气候加剧，对全人类的生活甚至生命安全带来了极大影响。尤其是近几年，每年都创造人类有记载以来的最热年份记录，越来越高发的极端天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都能够切身感受得到。在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于2022年发布的第六次评估报告中，又一次通过无可辩驳的科学数据证实了气候危机的加剧，并呼吁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与此同时，低碳生活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碳达峰”“碳中和”“碳足迹”等概念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日常生活话语之中。
对文化遗产领域而言，气候变化对众多古迹和遗址的影响也日益显著，文化遗产迫切需要开展适应行动，以抵御极端气候带来的威胁；同时，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文化遗产所蕴含的智慧，在减缓气候变化影响方面应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21年12月，由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ICOMOS（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和IPCC联合主办的“文化、遗产与气候变化全球联合会议”成功举行，这是全球范围内首次以气候变化和文化遗产为主题召开的高规格学术研讨。
如果说2021年的线上会议，为文化遗产和气候行动的交汇首次搭建起沟通的桥梁，那么本次G20峰会框架下的“文化遗产与气候行动”边会，则让这座桥梁进一步发展为平台。本次会议系将于今年11月在巴西利亚举行的G20峰会文化工作组的一次边场会议，聚焦文化遗产与气候变化及其应对问题，旨在促进国际组织和国家之间的对话，保护和促进文化遗产在日益严重的气候挑战中开展相关行动。会议讨论的基础是2015年《巴黎协定》，以及2023年第28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成员国会议（COP28）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决议与承诺，后者首次将文化遗产作为COP会议议题正式写入了决议。
会议由巴西国家历史和艺术遗产研究所（IPHAN）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巴西利亚办公室共同主办。巴西、中国、美国、阿根廷、智利、沙特、摩洛哥、西班牙、印度等国代表参会交流。
二、发言和讨论
发言者的内容聚焦若干议题：从综合视角分析威胁各种文化遗产的气候风险，提升气候行动的意识和能力建设，加强研究、以增强公共政策和制定适应策略；分享包括减缓、适应和韧性措施在内的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优秀案例；聚焦巴西国内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的问题。
巴西国家历史和艺术遗产研究所（IPHAN）主席Leandro Grass强调，新一届的卢拉政府和新任文化部长非常重视文化遗产和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积极参与全球事务和气候行动。巴西环境与气候变化部秘书长Inamara Melo表示，巴西面临严重的气候变化问题，但有信心践行《巴黎协定》的期待，争取将温度上升控制在1.5度以内，并表示巴西将出台涵盖15个领域的“国家适应计划”。巴西ICOMOS气候变化专委会主席Aline Carvalho表示，巴西ICOMOS是全世界首个设立气候变化专委会的国家委员会。本次边会召集人、佩尔南布哥联邦大学教授Luana Campos介绍，2025年的COP30将在巴西召开，巴西正致力于在该会议上提出《文化遗产和气候行动宪章》，目前正在推动文件的编制之中。
在巴西原住民参与的讨论环节，大家纷纷强调，原住民社区是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最大，最为脆弱的对象。原住民社区本身是最重要的遗产，这一遗产具有独特的生活方式内在价值。原住民知道如何可持续使用自然资源，他们的智慧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发挥更大作用。
来自UNESCO和气候变化有关国际组织代表，从国际视角进行了发言。UNESCO文化政策与跨文化交流部专员Emmanuelle Robert指出，30%的世界遗产地受到影响，70%的海洋世界遗产地、60%的世界遗产冰川以及60%的世界遗产森林面临风险，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也被提及。她表示，G20国家应通过国家行动和政策（这些政策被纳入国家适应策略中）发挥领导作用。
Andrew Potts是ICOMOS与IPCC等机构的联合项目“守护遗产”Preserving Legacy的负责人，也是ICOMOS气候变化工作小组的前任负责人，是近年来在文化遗产和气候行动领域最为活跃的国际专家之一。他在发言中介绍了四个有关民间组织，包括近年来影响力巨大的气候遗产网络（Climate Heritage Network, CHN，后附详细介绍），以及欧洲遗产枢纽（European Heritage Hub）、全球行动呼吁组织（Global Call to Action）和友人小组（Group of Friends）。他表示，距离COP30还有17个月，大家要一起努力，将文化遗产写入气候变化的政治性文件之中，推动划时代意义的一次COP会议。
在国家案例的分享中，阿根廷、印度、摩洛哥、西班牙等国代表发言介绍各国情况。其中，西班牙的Antonio Antequera介绍了该国专门开展的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绿皮书。该书将该国保护遗产所开展的气候和环境相关政策和案例进行了展现，是一份内容新、通俗易懂的结合学术、政策和宣传的读物。
在这一环节，燕海鸣介绍了中国文化遗产领域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包括将文化遗产纳入国家行动策略，发布指导性政策和文件加强文化遗产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开展学术研讨和公众宣传等等。发言基于国际气候变化领域最新的文件，近年来COP会议的成果，将气候变化的话语体系与文化遗产案例结合，将我国近年来开展的防灾减灾、灾后重建、低碳减排等文化遗产相关工作，与国际气候变化中的损失与损害（loss and damage）、适应（adaptation）、减缓（mitigation）相融合。与会代表表示，中国的案例既体现了国际气候变化行动的理念，更突出了实践性，体现出中国文化遗产领域在气候行动中的务实特点。
三、参会感受与思考
（一）文化遗产领域期待进入气候变化主流话语
文化遗产如何在气候变化中获得风险防范和并开展适应措施，已成为非常迫切的议题。文化遗产界认识到，气候变化对文化遗产的威胁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损失，还包括对文化记忆和社区生活方式的影响。
自2023年COP28开始，气候变化行动的关键领域，除了以往的适应（adaptation）和减缓（mitigation）措施外，增加了损失与损害补偿机制的讨论（loss and damage），主要通过损失与损害资金，对因气候变化已遭受破坏的对象进行资金支持，受到文化遗产领域的关注。更受关注的，则是COP28首次将文化遗产纳入了全球适应目标新框架七个主题，文化遗产和气候行动被纳入G20的议题，文化遗产领域对进入国际气候变化主流议题的重大进展。在2025年的COP30上，计划在大会政治性文件中首次纳入文化遗产表述，也被文化遗产领域广为期待。
（二）国际组织和部分国家的活跃与影响
目前，在文化遗产气候行动的国际组织方面，除了UNESCO、ICOMOS等机构持续与IPCC开展合作之外，最具影响力的组织之一“气候遗产网络”（CHN）。该组织是一个非政府国际合作平台，致力于将文化遗产保护与气候行动相结合。该组织成立于2019年，旨在通过文化和遗产领域的专业知识和资源，帮助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CHN由多个国际文化遗产组织、机构和专业人士联合发起，得到了UNESCO、ICOMOS等权威机构的支持。其核心目标是通过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气候适应。CHN通过举办研讨会、培训班和工作坊，提高文化遗产从业者和社区的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例如，CHN曾举办多次关于气候变化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会议，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和学者参与。自成立以来，CHN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通过其倡导和行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重视文化遗产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CHN的努力不仅提升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地位，也推动了相关政策和实践的创新和进步。
在国家方面，美国以Andrew Potts为代表的国际活动人士，在这一领域保持影响力。巴西在卢拉政府成立后迅速回到国际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聚光等下，并且巴西ICOMOS专门成立了气候变化专委会，显示了其在这一领域的积极态度和领导力。印度近年来在这一领域也不断发声，本次派出的发言代表是绿色防灾与韧性发展组织（Green Risk-Informed Resilient Development）的创始人，其发言侧重防灾减灾的理念框架。希腊近年来通过发起“保护文化遗产免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倡议”（Greek initiative for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from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在气候变化和文化遗产的交集领域尝试扮演重要引领角色，在COP28期间，该项目专门召开了边会。
（三）期待更多实证研究
当前文化遗产界讨论气候变化的内容相对务虚，主要还是在强调理念，比如对CBDR（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气候行动的原则表述非常关切，但其自身的理论和话语体系有待发展。
本次会议上，巴西东道主将原住民议题作为主要议题，强调其长久以来的生活方式和传统智慧可以为气候行动做出贡献。但这些观点尚没有通过科学研究来进行实证，理念色彩多于科学研究。
应该认识到，因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气候变化，是人类进入工业革命时代以来的新问题，是与人类社会进步密切相关的。解决气变问题，也应以更为发展的眼光，更为进步的视角去寻找路径，不应否认进步本身的意义。文化遗产对于减缓行动的贡献究竟能有多少，一直缺乏数据支撑。如果过度强调前工业时代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不利于文化遗产的专业知识对气变议题做出真正贡献，也无助于我们真正以科学的方式讨论和进入气变这一全球性话语体系之中。
另外，文化遗产在适应方面的优秀实例，当前讨论的也不够系统。中国在世界遗产监测，防灾减灾体系建设等等，实际上都是应对气候变化在适应（adaptation）方面的探索，都是务实且可以引领操作层面深入讨论的问题，理应发出更多声音，获得更多关注。
四、余论
总之，文化遗产的专业工作者，应认识到气候危机的真切性和全球性。气候危机已经显著影响到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不应再被那些否认气候变化甚至美化气候变化的言论所干扰。对文物保护而言，要正视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极大不确定性，尤其是要辩证看待延续文物古迹在时间尺度上的韧性。极端天气越发频繁，对那些数百年、上千年文物古迹的破坏力空前，潜在危害在加速。
同时，也应清晰认识文化遗产在气候变化议题中的定位。文化遗产是气候危机对人类生活整体影响的一个方面，要将其置于这一整体语境下去理解，遗产人的眼中要有遗产，更要有国计民生的大图景。
在文化遗产和气候变化的交叉领域，我国可抓住当前其热度高、雄心大、但实质成果缺乏的现状，积极参与到该领域的讨论和活动之中，在这一关键历史性时刻扮演更重要力量。在适应（adaptation）方面积极探讨现有监测和防灾减灾机制应对气变的成效，推动防灾减灾与适应话题相融合；在减缓（mitigation）领域，推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低碳绿色行动，在理念层面做出引领示范；积极参加国际研讨，关注COP29和COP30的动向，更积极发出中国声音，介绍优秀经验。
撰稿人：燕海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