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院重要文件


  2011-12-13
  一、刘曙光院长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十二五”及中长期发展规划》编制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2010年7月2日)
  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内举行院“十二五”及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编制工作座谈会,参加者除院领导班子、廷皓老院长和各部门、机构负责人之外,还有副高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副处以上的干部。由此可见院领导班子对这项工作的重视,也可以体会这项工作对我院的重要程度。
  今年是规划编制年,各个部门,方方面面,都在总结回顾自己的“十一五”工作,编制自己的“十二五”规划。我们院就承担了国家局委托的一些行业或专业的规划,也把本院自己的规划编制列为今年的重点工作。虽然院领导班子还没有就编制规划专门开会讨论,但是院长之间就编制“十二五”规划已经多次非正式地交换过意见。柴副院长还数次和发展所的同志们讨论了规划编制的工作方案。下面,我以发展所提供的素材为基础,加上自己和其他院领导的一些意见,对规划编制做一些说明,可能很不成熟,也不可能成熟,权做引玉之砖,供大家批判。
  第一,编制我院的“十二五”和中长期发展规划,第一位要考虑和反映的,应该是我国文博事业或是文化遗产事业快速和较大发展的时代背景,要呼应新时期的新情况,新要求。
  大家知道,6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发表了题为《保护发展文化遗产,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通篇讲的是党和国家对文化遗产事业的新要求,讲的是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新特点。对于文化遗产,过去我们习惯从保护的角度去讲,从发展的角度则讲得不多。长春同志的重要文章,重中之重就在于强调了对文化遗产的发展;贯彻文章始终的主题,不是其它,正是发展文化遗产事业。
  我初步体会,对于“发展文化遗产”,可以有两方面的理解。一是将体现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并将其所蕴含的智慧、情感、精神融入到当代中华民族的文化与文明之中。二是将我国的文化遗产事业建设成为一个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息息相关的事业,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强大教育功能并且成为经济社会发展重要内容和有力支撑的事业。一句话,今天的文化遗产事业,已经不能再只是少数专业人士的技术活了,而必须是全社会关注并积极参与的全民事业。
  这样一个巨大的变化,首先是由于我国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其次是文博事业对上述变化的适应和反应。实话说,相比于其他领域,文博工作对这些变化的适应和反应,还是比较迟钝和落后的。但不管怎样,还是做出了应有的适应和反应。我们的规划,必须要体现这一点。
  第二,我们的新规划,要体现文研院自身在最近十年以来发展变化的轨迹,要顺应国家对事业单位、科研机构的新要求和事业新的发展趋势。
  最近十年来,我国的文物博物馆事业一直表现出快速发展的特点。文博工作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任务越来越多,作用越来越大。这是我们文博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努力拼搏的成果。大家都看到了,文研院这十年来,摊子大了,工作多了,事情杂了,但是也出现了工作目标不明确、工作布局散乱差、新优势形成缓慢而传统优势仍在丧失等问题。有的同志甚至以“缺兵、少将、无帅”这样的话来描绘我们的困境:缺兵,是说我们缺乏足够的、能在一线开展工作的专业人员;少将,是说我们缺乏在行业内公认的、具有较高水平的专业骨干;无帅,是说我们还没有产生在专业技术领域能够号召全国的学科带头人。从我院自身看,所承担的课题、项目的质量和效益还需进一步提高,优化生存环境、改善职工待遇、维护稳定的任务仍十分繁重。同时,文物行业各兄弟单位你追我赶,特别是一些条件原来远远不如我们的科研或专业机构,发展势头十分强劲,还有行业外诸多实力强大的专业机构也纷纷进入文物保护领域,我们面临的竞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不进则退的态势更加明显。
  面对这种形势和一些议论,我们有的同志不服气、不甘心,也有少数同志出现这样或是那样的犹豫和迷茫。有些话,听起来可能受刺激,但是也可以理解为是大家对文研院的期待和要求较高,理解为是一种鞭策。不少同志很怀念文革以前的岁月:在那十几年间,我们单位拥有自己的强大优势,拥有自己的拳头产品,拥有一批为全国同行爱戴和敬重的专家。甚至一直到文革后改革开放的头十年,我们的优势还是鲜有匹敌。
  我个人非常尊重那些过去了的风流人物和风流岁月,那是留给我们的一笔巨大的财富。但是我们也不能躺在前人的光荣榜上炫耀昨日的辉煌。毕竟,我们往日的辉煌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既不可复制,也不能重现。我们必须面对今天的现实,既看到忧患,也看到优势,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无论怎样,我们都要肯定,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全国许多文博机构一样,事业越来越发展,成果越来越多,贡献越来越大,一面紧抓前所未有的机遇,一面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三年前,我们从过去的文物研究所,更名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以廷皓同志为院长的领导集体和以玉才同志为院长的领导集体,团结全院同志努力拼搏,在调整、完善学科布局,加强能力建设,承担和完成国家或部门的重大项目、重要科研任务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进展。尤其是在一些新的领域,我们不仅强力介入,而且很快就展示出风采。例如,规划所最近完成的云南哈尼梯田申遗文本,受到各方面专家的一致好评。还有,我们院这些年,引进了一批高学历、有理想、有抱负、有干劲的青年人,他们是我院今后科学持续发展最坚实的基础。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冷静下来,平心静气地、全面深入地思考、分析形势,科学谋划、确定我们院的自身定位和发展思路,找准发展目标和方向,进而解决体制机制不健全、缺乏核心竞争力、传统优势遭冲击、学术带头人和骨干严重不足等问题,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科学可持续发展,续写新的辉煌。
  第三,编制我院的规划,谋划我院未来的发展,必须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紧紧围绕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需求,站在国家的高度来规划和设计我院的发展方向、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这是我们作为国家级文化遗产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机构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我院作为文博领域“国家队”的第一要义。
  大家都以我们是国家文物局的直属单位而自豪,许多同行对我们也很羡慕。几十年来,特别是最近十年来,国家在物质装备方面给予我院巨大支持。截止去年底,我院的固定资产总值达到了2.7亿元,其中20万元以上的设备资产就有3436万元。应该说,从工作条件上讲,比我们好的还真不多。我们每年都有三四百万的科研自主业务费,40岁以下的年轻人,只要有心、有力,就可以申请到十几万、数十万元的经费去开展科学研究,这是何等的幸运和令人羡慕! 
  除此之外,国家在机构、编制、项目、经费以及基本生活保障等等方面给予我院很多支持。例如,国家水下遗产保护中心和三个“一号工程”(大足石刻千手观音,应县木塔,援柬工程),都不是因为我们实力强才交给我们的,而是因为我们血缘近才交给我们的。我们已经有了多种文物保护规划设计资质,最近,国家局又在研究批准我院具有古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壁画、彩画、彩绘泥塑、石质文物和土遗址保护的施工资质。这也是给我们吃了小灶的。
  因此,我们就有绝对的义务,去完成好国家文物局指派的任务,去承担那些符合国家利益、体现文物局意志的急难险重、没有或很少经济效益的工作。满足国家的要求,完成国家的任务,这是我们的第一职责所在。我们必须先唱好“国歌”,然后才能唱“院歌”。同样的逻辑,我们每一位工作人员,不管你是学工、学文还是学理出身,不管你是教授、研究员还是初级职称,都应该珍惜自己的工作岗位,要有对国家、对社会的感恩之心,必须在首先满足和完成国家、单位要求的前提下去追求和实现个人的价值和利益。这个顺序,不容置疑,不能颠倒。
  我们必须形成一个共识:我们院,至少是我们院的主体部分,必须按照国家事业单位的规则和规律而不是其他性质的规则和规律来运转、管理、发展。我们自己,也必须以国家工作人员的标准来要求和约束自己,以服务国家、服务大众来设计自己。首先打好大算盘,然后才能打自己的小算盘。你可以问单位能为你做什么,但我更可以问你能为单位做什么,这是我们的职业道德,也是我们为人的基本准则。道德和职责的前提是不容忽视、不可或缺的。我们有不少年轻人,已经表现出了应有的觉悟和精神,例如,水下中心的丁见祥同志就愉快地服从组织的安排,成功完成了从地下考古到水下考古的转轨,为大家做出了榜样。
  既然是国家队,就要有国家队的胸怀和眼界。我们既然以服务国家为第一要务,就必须面向全国、面向社会,开门办院。国家交给我们的项目,国家给我们的经费,国家配置给我们的仪器设备,我们都不能捂在自己的小被窝里自享独吞,而是要有放眼天下的意识和共享通用的气度。事实上,国家局对我院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希望我们从专业技术的角度,在组织、协调、实施国家重大科研课题、重大项目和重大工程方面发挥作用,成为全国文物系统乃至整个文博领域的共有平台,通过组织、协调、实施重大文物保护项目和工程,吸引国内外的一流专家,凝聚五湖四海的智慧和力量,以一流的课题和项目,一流的组织和运作,创造一流的业绩。在这些方面,总的说来,我们自觉还不够,作用发挥得还不好。但是,最近我看到了一个好的典型,那就是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修复工程项目的组织。
  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是国家文物局重点保护工程。大足千手观音造像集雕刻、贴金、彩绘等多种工艺手段于一身,面临的地质、水文、大气等影响因素复杂,是一项集保护与研究于一体的复杂工程,该项目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国内文物保护工程中罕见,因此课题组织和推动的难度也是非常之大。我院作为保护工程的牵头单位,邀请了敦煌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国内科研实力强、人员素质高、技术手段先进的单位共同攻关,投入了大量人力和技术资源。截止2010年6月初,课题组根据保护工程的需要,细化研究内容,分解了12个研究和实验方向;各项目单位在现场开展的工作累计超过60余人月,共完成了1350页,约50万字的各种类型的研究和实验报告;通过各单位研究和实验工作的开展,我们对千手观音保护工程面临的问题有了深入的认识,进一步强化了保护修复处理的针对性,在保护修复中应用的方法、技术、材料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更让我感到兴奋的是,我从中看到了我院在组织协调大型科研项目方面的进步,看到了解决我院普遍存在的科研与保护实践相脱节或“两张皮”问题的希望。
  第四,我院新的规划一定要体现科学发展观,坚持改革创新,满足“整合力量,提高质量” 的要求,明确建设一个组织合理、管理科学的现代综合性文物保护科研机构的目标。
  单霁翔局长在今年第一次局务扩大会议的讲话中要求在“整合力量,提高质量”方面多下功夫。对文研院来讲,整合力量,提高质量如何体现?
  作为文物系统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我们当前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就是要按照中央文化体制改革精神,加快改革、深化改革,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发展质量,增强发展活力和竞争力,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科学发展、长远发展打下坚实良好的基础,为全国文物系统的改革发展提供经验、树立榜样。
  具体说来,整合力量、提高质量应该包括机构整合、人员整合、设备整合、软件整合、数据整合等许多方面。整合的最终效果,是建设一个组织合理、管理科学的现代综合性文物保护科研机构。
  我们甚至可以在这里以非常粗的线条勾画以下这个机构的轮廓:
  所谓组织合理,主要是部门机构设置。其框架应该是:院所两级,事企两块,软硬两手。在机构设置方面,将来应该设置文物保护工程、文物规划、水下中心、修复与培训、实验分析检测评估、科技、信息资料和基础研究等多个方面的机构。
  所谓管理科学,首先是依据工作需要制定岗位管理的标准。我们正在进行全院的首次岗位聘用,即将完成从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岗位管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不再是因人设岗,而是依事设岗,依岗选人;意味着在院里工作必须要具有一定的资格,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履行一定的职责,完成一定的工作,达到一定的标准,才能把牢你的饭碗,获得你的利益。其次是制定科学的管理、考核和分配制度,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们、也为业界所诟病的管理散软、人员散漫、一些“独行侠”闯荡天下的问题,解决部分同志科学精神不足、艰苦奋斗不够的问题,解决分配不均、不公的问题,防范财务、审计等各种风险。
  第五,要把编制规划的过程当作一个学习提高的过程,解放思想的过程,对照检查的过程,总结回顾的过程,当作凝聚共识(不是统一认识)的过程,解决问题的过程。大家可以发牢骚,但不能只发牢骚而不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措施。我们可以开神仙会,而且已经打算邀请各路“神仙”来给我们把脉,开方、抓药,但是不能不治病。
  在今天正式启动的这项规划编制工作,包含了具有内在联系、密不可分的两个规划:一是我院中长期发展规划,一是我院“十二五”规划。中长期发展规划为我院未来的发展定位、定方向,“十二五”规划则主要筹划我院“十二五”期间的具体工作任务。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应该也必须结合起来做。它们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指导我院工作的战略性、纲领性文件,关系到我院今后的科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要通过思考、讨论甚至争论,逐渐明确我院的定位、发展目标、重点发展方向或领域,确定我院“十二五”期间的主要工作任务,提出分阶段奋斗目标、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以确保我院无论在科研还是在工程项目等方面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并逐渐形成自身的特色和优势。
  我有充分的信心期待规划编制的成功。一是因为我们正在承担国家文物局关于“十二五”国家文博事业规划和多项专门规划的编制,手头拥有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天下大势尽在心中。二是我们有非常丰富的编制规划的经验,我们有许多同志给别人做过许多很好的规划,我们自己的事情,没有理由做不好。
  同志们,让我们在局党组的正确领导下,以单局长在今年局务扩大会上提出的“整合力量,提高质量”的要求为指导,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抓住机遇,以改革和创新的精神,以严谨求实的态度,坚持科学决策,增强法制观念;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职业道德和职业荣誉;规范管理,夯实基础,端正学风,优化作风;巩固阵地,扩展领域,壮大力量,提升能力、提高水平、优化产品的构成和质量;通过在文研院的艰苦奋斗,努力拼搏,在追求并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和人生价值的同时,推动文研院健康、可持续发展,创造文研院更加美好的明天,也创造建设文化遗产保护强国的光荣与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