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物 访 谈


  2011-12-13

副总工程师
杨 新
“每一个项目都要求自己有一个学习的心态。”

  杨新是文研院的“老兵”,已有30 年的“院龄”了。即使如此,她依旧保持着一种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尤其可贵的是,她并没有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而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看待每一项新任务。杨新认为,任何一个项目都有各自的特点,只有保持一颗不断学习的心,才能发现项目有意思的地方,才能把项目做好。
  杨新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2012 年是忙碌而有收获的一年。杨新主持了一个新项目——清东陵裕陵维修工程的方案设计,并继续推进两个正在施工的项目——青海玉树抗震项目和塔尔寺维修项目。三个项目都有不同的收获。
  裕陵维修工程中,杨新抓住了清陵建筑及彩画的时代特点,并以此切入,开启了裕陵价值评估的新视角。
  在玉树抗震项目的施工过程中,杨新曾很纠结与当地人产生的分歧,但是通过不断沟通,杨新发现当地人是从一种自然、理想的角度去传承自己的文化遗产,这对她是一个极大的启发。在重新理解嘉那嘛呢真正的活态性质和价值后,她及时调整思路和设计方案,协调甲方、施工、监理,使大家达成共识,保证了维修项目顺利进行,使参与这个项目的各方团队都对这个项目的成果有比较共同的认可,也获得当地僧众的好评。
  同样,良好的沟通习惯也帮助杨新在塔尔寺的项目中取得了意外的惊喜。2012 年,杨新在塔尔寺完成了四个活佛院的施工图设计,在工作交流过程中,杨新发现主管僧人已很容易接受她的一些想法,他们甚至还主动向工程队提出历史建筑构件能不换就不换的要求。
  尤其令杨新兴奋的是,当地的喇嘛不但能够领会文保的意义,而且能够有意识地传播这样的知识。今年,一位负责维修工程的喇嘛去参加县里的一个会议,会上他把杨新平时跟他们老念叨的文物保护的事讲给县领导们听,他说,当时领导们很诧异地看着他,想不到他竟然能有如此的文物保护意识。这个喇嘛对杨新转述这个场景时,对他能说出这样的一些“官”话,表现出一种很特别的成就感,一幅自己被自己感动的样子,这让杨新非常欣慰,她再一次感到这些年在塔尔寺做工程没有白忙活。
  通过这些项目经历,杨新也更体会到副总工这一岗位的职责和要求。首先,副总工的责任在制度规定上比较小,只对总工程师负责即可,按她自己说类似铁路警察,只管有限的一段,但即便如此,杨新对自己的要求却没有放松,因为她同时认为这也是一个需要凭良心尽职尽责的岗位。
  在审核过程中,她觉得作为老同志有义务传递经验、帮助年轻人快点成长。因此,凡是找她探讨项目,她都会诚恳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供他人参考。她说,这既是一种对团队的帮助,自己也因此有更多思考,其实这一过程大家是共同成长的。
  2013 年里,杨新仍然会把专项审核作为自己的头等工作;对自己之前主持的尚未完成的工程还要力求做到善始善终;同时,她也计划把过去主持的一些工程资料整理、编纂一下,做好收尾工作。和2012 年一样,对杨新来说,2013 估计又是一个忙碌而有不断收获的一年。


科研与综合业务处
副处长
郑子良
“做学术要有意识地进行积累,做很多扎实的基础工作。科研与工程管理也一样,需要脚踏实地的态度。”
  郑子良的工作经历比较丰富,曾在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省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工作过,到了文研院以后,在业务部门和职能部门有过工作经历。他深知,每一个业务部门的具体方向和发展理念都不相同,因此,科综处会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这两年来,科研与工程管理不断适应业务部门的具体情况和发展趋势进行调整,经历了一个较长的磨合过程。
  2012 年,科综处在建章立制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过去业务管理中的一些方法和办法,包括制度、规定等,因为情况的变化,会有一些不适用的地方,或是存在管理的“盲区”。因此,今年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修订、完善科研与工程管理方面的章程和办法,让管理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在建章立制的同时,科综处也做了大量的“清理旧账”的工作。多年以来,我院承担的项目情况比较复杂,存在大量亟待梳理的项目。科综处在财务部门和业务部门的鼎力相助下,做了大规模的项目清理,一共涉及575 个项目,摸清了多年来含混不清的“家底”。
  另外,科综处也对我院的协作单位情况进行了梳理。由于协作单位和我院的关系广泛而且复杂,需要我们对他们的情况,包括资质、能力、声誉等进行了解,才能对合作经费的效果进行有效掌控。
  此外,由科综处牵头负责的博士后招聘、对外科研交流、举办论坛等事项都较圆满完成了年度工作任务。
  在回顾这些成果之余,郑子良也对科综处管理岗位有了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他说,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必须要多了解业务部门的具体情况,争取赢得业务部门的理解和支持。同时借助科综处的力量,为全院搭建一个良好的科研业务运转管理的平台,更多地促进我院与别的单位以及外国科研单位的合作和交流,将科研和工程项目有效结合起来,并力争培养一批在专业领域有分量、有影响的专家。
  他也深知,这不是短期内能完成的任务,他也做好了长期战斗的准备:“做学术要有意识地进行积累,做很多扎实的基础工作。科研与工程管理也一样,需要脚踏实地的态度。”


总工程师办公室
副主任
丁燕
“工作繁忙但很乐观。”
  丁燕是一个很注重工作环境的人。她每天都充满活力地来到文研院,因为她很喜欢自己的工作氛围和周围的同事。
  从部门职责上讲,总工办是我院所有工程项目的出口把关机构,负责组织、协调各方的力量,并在总工的领导下,根据三位副总工的不同分管方向协调组织项目的审核工作,同时还要保证全院文本格式的标准化。作为一个独立部门,还要担负院的有关任务,平时的工作是非常繁忙的。总工办人不多,两、三个人挑起一个部门的日常工作。即使算上三位副总工,也不过数人。由于人员少,丁燕和大家一起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顺畅的工作机制,工作变得井然有序,使总工办的工作虽然忙碌,但不忙乱。
  作为负责人,丁燕很清楚自己的角色。虽然是业务出身,但作为一个部门管理者,必须考虑到各方的需求。如果有的方面由于种种原因无法按时完成工作,她也会根据具体情况相应压缩项目在总工办流转的时间,以方便整个项目的运作。
  比较重大的项目或是比较有争议的项目,还要邀请该领域的专家来进行审核工作。如果组织专家实地考察评审,丁燕便会格外紧张。我院重点工程哈尔滨圣索菲亚教堂项目,由于涉及到结构、壁画保护等多学科的复杂问题,总工办为了让工程做到最好,特地组织各方专家参加了现场工作会及现场考察,专家的平均年龄在65 岁以上。哈尔滨的冬天天寒地冻,现场考察格外艰难,他们的安全和身体便是丁燕首先考虑的事情,细致周到的照顾使现场考察工作非常顺利,取得良好的效果。一次这样的评审下来,她都会觉得身心疲惫。当然,这样的累也有丰厚的回报,每次看到项目顺利通过评审她都会感到很欣慰。
  另外一件让丁燕感触较深的是应县木塔三层底座加固项目。应县木塔备受各界关注,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项目,为保证项目顺利进行,总工办组织召开了近十次的审核会议。每一步进展,都要进行研讨。在丁燕印象中,所有项目里,应县木塔的审核工作做的最细,也获得了一致好评。
  年底,总工办进行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优秀工程项目评比”。通过评比工作,促进院里的工程项目能够重新审视自己、借鉴他人的成果,有助于塑造一个良性循环的机制。在丁燕看来,这也是总工办尽其所能为院里的工程项目做好质量把关的一个有益尝试。
  虽然总工办才成立不到两年,但这个部门在丁燕和所有同事的共同努力下,已经走上较为顺畅的运转轨道。这得益于一个完善的工作机制,和一个顺畅团结的工作团队。所以,对工作环境挑剔的丁燕,每天都能快乐地来到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


办公室
李兵
“坚守办公室岗位,守护文研院的成长。”

  李兵是办公室秘书,在单位里工作了30 年,来到办公室也有20 年了。作为文研院里工作年数最久的人员之一,李兵被很多年轻人亲切地称为“李姐”。这些年来,李兵亲身感受到文研院的变化。在这些变化之外的,是李兵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在办公室的岗位上,做着重复度很高的“杂事”。正是这样的普通职工,正是在这样“不变”的日常工作运转基础上,才有了文研院日新月异的发展。
  2012 年,对于李兵来说是格外忙碌的一年。办公室的人员近年来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今年的变化尤其大,因此,李兵不仅要做好本职工作,又要担负起培训新进人员的任务。她负责各类文件的管理工作;同时负责院章、院领导手签章等印章的使用及管理工作,做到每一次用印都要严格按照印章签批程序办理,并逐一进行登记。
  除此之外,李兵还要对我院所有的合同进行管理;负责国家文物局机要文件的接收、登记、传阅、管理工作;以及我院院务会、院长办公会等筹备工作。准备会议材料,通知与会人员,对会议议定事宜进行催办,这些都是非常琐碎的日常事务,李兵二十年如一日,细致、耐心地完成着这些任务。
  我院经常接待各级领导以及各地方和外国的来宾,礼品的管理和赠送是办公室做好交流服务的重要一环,也是涉及到全院形象的重要工作。李兵常年来负责会议室展柜展品和院外事礼品的管理,保证每一位领导和宾朋对我院留下良好印象。
  忙忙碌碌一年,办公室的工作看似没有科研业务工作的成就感。如果说院领导是文研院的大脑,业务部门是文研院的四肢,那么办公室就像文研院的心脏,只有它的不停跳动,才能保障一个躯体的正常运转。而李兵,就像这个心脏里的一段血管,每天辛勤坚守着自己的岗位,默默无闻地守护着文研院的健康和成长。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副主任
范伊然
“工作不仅仅是责任,更是人生命历程的一部分,要努力去演好社会赋予你的角色,并享受其中!”

  2009 年的冬天,范伊然离开了她最初的理想舞台,来到尚处在草创初期的水下中心。关于她的转型,江湖上流传着若干版本。现实远没有那么复杂,转型的原因很简单,在三十出头又行遍万水千山之后,总觉得应该做一些更有挑战性的事情,来水下中心不是一种选择,更像是一种天意。
  回顾在水下中心走过的三年,范伊然说:“收获的何止是勇气。”在范伊然眼中,水下中心既是一个成长中的孩子,又是一个孕育青年的摇篮。她和大家一起,每天和水下中心一同成长。她在这个岗位上,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支持和关心,虽然面对不少困难,但从不觉得身单力薄,每天都感到很温暖。水下中心年轻人都非常有事业心,也有好多新思维,从同事们的身上她学到很多,给她好多启发。
  回想在水下中心成长的三年,范伊然说的最多的是“学习”。三年来在这个岗位上,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锤炼。“很多事情,以过去一个记者的角色是很难领悟到的。”范伊然说她喜欢挑战,“给我一个新事物,我一定会把它拿下。”水下中心的成立恰恰给了她这样一个成长的机会。
  回望在水下中心奋斗的三年,范伊然用的最多是“感谢”。感谢一路走来全中心同仁的支持,感谢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水下中心一步一个脚印发展壮大,感谢无论在怎样的状态下,大家都能够理解她。范伊然说她的管理方法是力求公开、公平、公正。在这样的理念下,可能大家的工作想法会有所冲突,但都能敢于表达,这种开放的氛围,有助水下中心及时发现问题,保持渠道沟通,找到解决办法。
  范伊然对水下的发展历程有着清晰的认识和规划。她说,第一年,水下中心的中心任务是在行业里立足;第二年,在行业里站稳;第三年,以基地建设和重大项目为抓手,在行业里发挥带动作用。现如今,水下中心已进入第四个年头,随着业务量的逐渐增长,恰恰是问题逐步显现的时候,她在年初已做好了这样的准备,倾听批评、正视差距、找出问题、走对方向。
  2012 年,在同事们的支持下,范伊然第一次独立主持了一项水下考古工地——辽宁大鹿岛水下考古调查项目,从项目立项调研、设备运转安装、人员组织安全,到报告编写提交,她从头到尾、亲历亲为了一项水下调查工作。对她来说,体验一线工作人员的艰苦并不是第一次,但深刻认识水下考古工作的现状及其特殊性,实践才是最好的教材。艰苦的环境下,水下考古人积极乐观的态度,让她从这些年轻人身上收获了对水下中心未来的信心。
  2013 年是水下中心建设水下考古国家队的关键一年,范伊然说:“2013 年,我们会有更多和海洋接轨的项目,和世界接轨的机会。让我们一起潜向更深更广阔的未来。”


文物保护工程与规划所
副所长
查群
“感谢每一个人的包容与支持。”

  坐在工规所副所长这个岗位之前,查群被喻为“独行女侠”。从1999 年进入文研院之后,她一直是项目的一把好手。工作性质、以往的工作方式以及泼辣直爽的个性,使她更像一个独来独往的侠客。查群也坦白地讲,那个时候,她并不关心别的项目和别的同事的工作情况,在她的逻辑中,把自己手里的工作做好,是对院的最大贡献。
  2011 年岗位聘任,查群被聘为工规所的副所长。岗位的转换使查群改变了以往长期的工作方式,从那个时候起,查群才意识到,做一个“独行侠”不容易,做一个“管家”则更难。令她欣慰的是,这一年多来,尽管遇到了很多困难,但凭着自己开朗的性格和包容的心胸,与所里及全院的同事重新建立了不同于以往但依然良好的工作关系。2011 年刚当副所长之后的一段时间,有很多认识了很多年的同事会发出“查群变化真快”的感叹。
  其实,查群并没有变,变的只是工作的内容和责任,不变的是她对待本职工作的认真和执着。刚就任工规所副所长的时候,查群观察到,所里有许多积压多年的项目,数量多、情况复杂,亟须梳理和清理。由于当时所里的分工她分管建筑部,所以从建筑部开始,已经开启了项目清理工作。
  进入2012 年,大规模的项目清理在院里展开,查群作为工规所指派负责这项工作的负责人,为工规所项目清理付出了大量精力。刚开始项目清理时,历史积压项目较多,对项目的各阶段的界定的标准难以确定,所以刚开始比较混乱,引发了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这是经验不足造成的。为此,查群认真研究、努力思考解决方案,并不厌其烦地与相关项目负责人进行沟通,最终终于在项目负责人、院职能部门的共同帮助和协作下,于2012 年11 月底顺利完成了全所项目清理工作。
  管理工作零散、琐碎,很难看到有什么实打实的成果。不像做项目,做出一个就是一个实在的文本和技术成果,但既然选择并担当了这个岗位,就该担负起这个岗位的任务和责任。这一年多来查群努力当好工规所的后勤部长,扮演粘合剂和润滑油的角色。
  这一年多,是查群工作最辛苦的一年多,除了管理工作,还有课题、项目等,一样都不能松懈;但这一段期间也是她最感动、最欣慰的一年多,因为虽然在这一年多由于管理经验不足,造成很多问题和误解,但却得到了全所同志的大力支持、包容和理解,这是不在这个岗位很难体会到的感动。


文物修复与培训中心
主任
詹长法
“只有把学术活动和工程实践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产生对文物保护修复行业有意义的成果。”
  詹长法曾在意大利学习、工作了近八年,为意大利在文物保护、修复和培训中所具有的专业化力量羡慕不已,他最为感慨的是,意大利这样一个面积不大、人口不足五千万的国家,竟有6 万人专门从事文物修复这项职业,有3.5 万注册修复师。与之相比,我国在这个领域的人才基数上显得落后很多,相形见拙。
  正因如此,詹长法才特别强调一个国家的职业划分对一项事业的直接影响。我国现在还没有专门的“文物修复师”的职业,也直接导致了这项职业的边缘性色彩。令人期待的是,文物修复师有望在最新的国家职业大典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期待中,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修复与培训中心将承担起更加重要的任务,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詹长法一直在准备着。
  2012 年,文物修复与培训中心在詹长法的带领下举办了多期培训班,所涉及的培训内容非常广泛,从壁画、泥塑、纸张、纺织物,到出水陶瓷、金属文物修复,以及考古现场保护和测试分析技术,整个修复中心都被动员起来,根据自己部门的特色举办培训,开拓了一些新的领域,取得了良好的成果。
  给詹长法印象深刻的培训班包括西藏壁画班,这是我国第一次为西藏培养当地力量修复壁画举办的培训班,教当地人去修当地的文物,当地人守护自己的遗产;还有山西新绛彩绘泥塑的修复培训项目,在山西方面欠缺人才资源的时候,修复中心出手相助,培养了20 名彩绘泥塑的专门修复人才;同时,首次与湖南韶山毛泽东故居纪念馆跨行业合作培训,为近现代有机质文物保护修复增添了新生力量。这些培训班的举办在地方上获得了高度评价,也为我院赢得了声誉。
  不过,作为文物修复与培训中心主任,詹长法所面对的困难不少。按他自己的话说,这一年来,修复中心经历了一些“阵痛”,这些阵痛主要来自于分配机制的改革。由于把绩效和参与项目相结合,过去那种待在实验室、仅作试验、只写文章就能拿到绩效的旧观念必须要做出改变。通过实际运行新的分配机制,詹长法发现,这样的改革更注重研究的应用性和实效性,改变了过去那种把科研和应用互为搁置的陈规旧习,对工作人员是一种激发,给予其新的工作动力。
  詹长法认为,只有真正投入到修复实践中去,才能有更深入的科研价值理解,才能真正促进学术和技术的进步。从这个角度讲,工程实践和学术科研可以是互为补充的。
  2012 年,令詹长法骄傲的工作还有潼南大佛的修复项目。在这个项目中,詹长法的团队以巨大的勇气,出色完成了难度极高的工作。其理念获得了专家的认可,工程获得了各方的赞许。
  对于未来,詹长法有一个愿望——建立一个文物修复的行政区域性网络。考虑到各地的历史文化、地理和环境情况,詹长法建议把文研院在地方上所积累的经验通过不同的网点分享推广。他认为,作为一个中央级别的研究机构,文研院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做出一些有示范性和规范性的成果,帮助地方上在文物修复领域中迅速成长,同时避免其少走弯路、节约资源,以期达到守护文明的共同职责。


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丁见祥
“来水下中心之前,我是个怕水的人。”

  丁见祥不是一个天生的水下考古工作者,甚至进入考古这个行当,都十分偶然。但他的可贵之处在于,在任何一个岗位上,他都信奉着一种坚持。
  自2006 年北大文博学院硕士毕业后,丁见祥便进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先后在大遗址保护项目管理办公室、文化遗产调查登录中心等部门从事科研工作。2009 年春天,是丁见祥考古生涯的新起点,在这一年,院里准备开展水下考古的工作,丁见祥“有幸”成为了名单上的人。
  但做出加入水下考古团队这个决定,对于丁见祥来说是异常痛苦的。他并不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而是怕水的心理问题导致他无法接受任何和水有关的业务。“我怕水的程度太深了,甚至洗澡的时候都不敢盆浴,只能淋浴。”
  在院领导几次动员之后,无奈之下的丁见祥终于“下水”,完成了历时近四个月的潜水培训和水下考古实习工作。凭着专业上的基本素养,他很快理解了水下考古和陆地考古的区别。为了尽快了解这个领域,丁见祥尽量接触了有关水下考古、陶瓷考古、航海史等各个与其相关领域的材料。由于水下考古与丁见祥本身所学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差异很大,所以他也坦言,这三年来一直处于一个摸索学习的阶段。
  丁见祥作为水下中心设备与技术保障部的负责人,工作职责是水下考古设备的管理和采购。但由于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水下中心每一个成员都身兼数职。在设备管理的同时,他也承担着一些项目和科研任务。管理设备的丁见祥,对水下考古设备的重要性深有体会——这是保障考古人员安全的重要一环。除去学术的差异,水下考古和陆地考古最大的不同便是其危险性很大。丁见祥说,安全保障始终是水下考古工作的根本,因为无论海上工作收获如何,一旦没有了安全,很可能满盘皆输。虽然已经克服了怕水的问题,但丁见祥还是会经历危险,譬如曾经因为下潜速度过快上岸后吐血。但作为曾经有恐水症的青年,谈论起这些危险的丁见祥已经非常平稳自如。或许这正是考古人的一种独特品质——超强的适应力,乐观的精神,以及对事业的坚持不懈。
  无奈之下,迎难而上,这是丁见祥的水下考古生涯最好的注脚。


文物研究所
研究员
刘少刚
“维护研究的尊严。”

  古文献研究曾是文研院实力最强的研究团队之一,在许多老先生陆续退休之后,刘少刚成了这一领域的顶梁柱。但刘少刚对此看的很淡,他谈起自己三十年来的学术经历,认为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取得一些成绩,一是因为热爱自己所从事的出土文献研究,二是因为对文研院这个单位的热爱和归属感,愿意通过学术工作作为对院的回报。他打趣地说,大部分部门是负责给文研院挣钱的,古文献研究室是给院里挣名的。如果按照这个比方来看,刘少刚和他的古文献研究团队做的足够好。虽然人不多,但赢得了业内的尊敬,也为我院争得了荣誉。
  2012 年,刘少刚的工作平稳开展。说平稳并非由于工作平淡,而是与其他部门的改革、扩展、建设相比,刘少刚的工作如往年一样繁忙而有序。《新疆博物馆新获文书研究》和《肩水金关汉简》(第二卷)分别在中华书局和上海中西书局出版,我院的招牌——《出土文献研究》完成了第十一辑的编辑和出版。除此之外,我院古文献研究室还与长沙市考古所、清华大学、湖南大学联合对长沙五一广场出土的东汉竹简开始进行研究。他认为,虽然出土文献研究听起来是传统的、保守的,但实际上是真正的显学,是学术研究的最前沿。因为不断有新的资料出现,每一次新文书的发现,都是对我们对既有文化传统经典认知的一次补充甚至突破。而且,从古文献中能够读出当时社会的构成和面貌。
  2013 年,依旧会是平稳而丰富的一年。古文献研究量大,照刘少刚的话说,长沙五一广场的竹简,研究到他退休都不一定能干完。另外,甘肃《肩水金关汉简》第三卷、《出土文献研究》第十二辑也要继续整理出版。但这么多年过来,刘少刚也深知,搞这些东西急不得,要一步一步来,慢慢积累,才能出有学术价值的东西。
  除了学术研究以外,刘少刚作为一个书法篆刻家,也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今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孔子论学八体书二种》,已成为我院赠送宾朋的佳礼;他为我院书写的另一种礼品书《见贤思齐》,也即将由文物出版社印制完成。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创作出如此精美的书法作品,也可以看到他的勤奋和努力。
  谈起学术研究和自己得意的古文字书法,刘少刚的眼中始终放射着光芒。三十年来,任凭世界飞速变化,刘少刚始终步履稳健地以严谨求实的态度坚持着自己的追求,也维护着古文献研究的尊严。


服务中心
张庆华
“ 全院就餐高峰人数达到二百四五十人,食堂团队克服困难,保障就餐需要。”

  文研院的食堂管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全院职工一百六七十人,加上经常举办的培训班的学员们,就餐高峰时人数甚至能达到两百四五十人左右。如何能够保证这些人都能按时吃上健康、可口的饭菜,服务中心的张庆华着实下了不少功夫。也正因为他出色的工作,2012 年一年中,食堂的管理和服务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这一年里,张庆华敢于管理、认真负责,协助制定了食堂《员工请假与考勤管理暂行办法》、《食堂员工奖惩制度》和《食品采购管理制度》。通过这些办法和制度的制定,食堂的管理变得井然有序起来,也保证了食堂副食、蔬菜和配料在配送、验收等环节的质量把关,既节省了经费,又提高了食品质量。
  与其他普通服务部门不同,食堂的质量不仅关系到一个单位人员的业务运行,更牵涉到所有人员的安全与健康,一旦出现问题,后果会非常严重。这就要求食堂的工作人员必须有百分之百的敬业心和工作态度。从这个角度讲,食堂从业人员的管理和积极性的调动,是摆在张庆华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在2012 年中,张庆华顺利完成了食堂从业人员的结构调整,提高了人员工资福利待遇,从而保证了食堂团队的思想稳定。
  除此之外,张庆华在加强管理的同时,还努力提高菜品质量。目前,我院早餐主食保持3 种以上,副食小菜8 种以上,工作午餐的自助品种也更加丰富。
  这样的质量和管理,也保证了食堂除了服务我院职工之外,也有能力为来访客人和培训学员提供优质的饭菜。同时,我院食堂还为文物局系统组织的中型党代会、运动会、中意学术研讨会等提供就餐服务,其优秀的服务质量得到了局领导的好评。
  作为文研院的服务窗口,食堂在张庆华的带领下,一步一个脚印,稳步提高服务质量。有着这样的保障,全院职工也能够以健康的身体和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业务工作之中。


文物工程与规划所
安磊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遗址和城市的对话。”

  安磊很年轻,但也算是个文保老兵了。
  在西安念建筑历史硕士的时候,安磊就在众多前辈的指导下,参与了多个文保项目,在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2007 年进入文研院以来,几任领导的关怀和张瑾所长的直接领导,使他业务能力稳步提升。2010 年他到国家文物局考古处借调,在司、处领导的辅导下,他全程参与了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评选过程,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理解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内涵和意义。
  谈起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安磊说这是几代人思考与实践的结晶,是多年来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博弈的结果。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实际上是一个引导地方政府主动认识文化遗产、提升文保意识的良好契机,更是一个能够沟通城市发展与大遗址保护的有效平台。长期以来,两者之间的冲突似乎无法得到解决,而考古遗址公园的出现,则是遗址与城市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对话。
  拥有这样的理解与安磊经历的工作历练密切相关。在文物局借调期间,局领导要求他辅助遗址类规划项目的审批并参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定工作,考古处严谨的工作作风要求他对待每项工作都一丝不苟、认真负责,逐渐了解了大遗址保护的国策行规和方式方法,并以不同视角审视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现状与未来。
  从文物局回到院里以后,在院、所两级领导的鼓励下,安磊成为了年轻的三级机构负责人,主要负责大遗址保护相关工作。对于自己的角色,他始终认为,是各级领导为他创造的在行政管理部门和技术业务部门的工作经历,让他勇于承担这个岗位,但对如何管理一个团队,如何带领团队成员完成项目、在项目中学习成长,他还处于摸索中。幸运的是,工程所为他提供了一个跨学科的综合团队,使他逐渐形成了以项目负责人、执行负责人、专业负责人为构成的良性部门运作模式。
  另外,根据院十二五规划、工程所发展目标及行业动态,这两年注定是大遗址保护事业的蓬勃发展期,部门的工作任务就是从技术角度探索重要大遗址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方式方法,结合他的行政管理从业经验逐渐摸索这一新兴领域的可行性。所以,2013年,他计划基本配合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申报和审批,将我院进行中的考古遗址公园项目落到实处,并在“十二五”期间逐步推进几个公园的建设工作。
  这必将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但安磊对实现这些目标充满信心。信心源自于国家文物局及我院对大遗址保护事业的坚持和努力,也来自于他同地方政府官员交流时的真切感受,2012 年,他明显感觉到,地方政府对大遗址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他们能够开始领悟到大遗址保护与城市建设并不是完全矛盾的对立体,恰恰相反,大遗址保护能在很大程度上为城市文化形象塑造、城市文化建设发展发挥非常积极地作用。


团支部书记
博士
吴育华
“青年人的事业,有机遇也有挑战,有快乐也有苦涩。”

  吴育华是院团支部书记,同时也是工规所世界遗产监测部的负责人,团支部不是一个业务岗位,但他在这个岗位上做的事情一点也不比业务工作少。过去一年里,吴育华组织院里的年轻人,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开展贵州民族村落调查项目,举办第二届青年文化工作者论坛,发动文化遗产走基层活动,组织申报五四青年奖章等奖励,并在联欢会、运动会上成为院里的中坚力量。
  对吴育华来说,感触最深的还是在贵州少数民族村落的调查经历。革家族,是一个有待识别、处在中国56 个民族之外的民族。革家村寨是一个远离城市文明的少数民族村落,保留着非常纯粹的传统文化。在这里,文化遗产不只是冷冰冰的建筑,它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是活态的遗产。与大部分已经商业化的民族村不同,这里的人们依然朴实无华,热情好客。这种纯粹自然的生活状态让吴育华感慨良多,在一个物质至上时代,如何保留一枚精神的火种,是摆在吴育华和我院所有青年工作者面前的一道考题。吴育华说,选择了文博行业,就说明年轻人都还有一丝精神理想,而赴民族村落的考察,让他们更深刻地理解了这种精神的意义和重要性。那种自然的状态,也对我院青年人来说是一种思想上的荡涤。
  在贵州村落进行调查,既是当地文化给我们的一种教育,更是我们能够为他们提供帮助的契机。吴育华认识到,与高校的研究队伍不同,文研院的队伍涉及学科非常广泛,在专业的广度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贵州这样少数民族村落的项目中,内涵异常丰富,包含传统建筑、文化景观、传统手工艺等,物质与非物质元素共存,这种多学科的协作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既能够打磨出学术精品,更能够在互动和思想火花的碰撞中激发青年人的灵感,促进青年人的成长。
  由于团支部不是一个实体部门,人员分散在各个业务部门,所以大家能够共同拿出时间来交流、调查的机会不多。吴育华认为,如果院里年轻人能够有多一些的自由度,以集体的方式进行调查和互动交流,不仅会有助于团组织的建设,也会更加促进每个人的进步。他非常感谢院领导多年来对团组织工作的支持,也希望在将来,不辜负院领导给予的“青年尖兵”头衔,将这项工作越做越好。
  吴育华还开玩笑说,现在人均寿命增长了,判断青年人的标准也随之变化,一些“老”同志也应该加入到青年人的活动中来,也能够一起带动这个集体的发展,起到传帮带的作用。这也是他对明年工作的一个展望,即通过更活泼的形式吸引更多的人,要让贵州的调查成为院里一项事业,而不是一个应付的任务。
  他说,青年人的事业,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快乐与苦涩并行的事业。而他自己,则乐在其中。


文物修复与培训中心
实验室主任
沈大娲
  “实验室就是一个服务于课题项目的‘服务中心’。”

  沈大娲是文物修复与培训中心实验室主任,去年在竞聘这个岗位的时候,她把实验室定位在一个“服务支撑部门”的角色。一年多以来的工作,她一直在实践着自己的竞选承诺——尽可能好地为大家的课题和项目提供服务和支撑。
  实验室的服务与支撑,最基本的一环体现在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转,这也是作为一个管理者的重要职责。为此,沈大娲在今年的仪器管理上下了不少功夫,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今年大型仪器设备开机时数相比去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部分仪器的开机时数较去年增加了将近一倍;多次组织研究人员进行仪器使用培训,扩大仪器使用人员的范围;在满足院内需求的条件下,也为合作单位提供一些服务;仪器设备的运转出现问题,能够做到第一时间协调并及时解决。
  实验室作为一个部门依然处在创建和发展阶段。这个从无到有的过程里,很多问题都是崭新的。文研院现在的状况是少数负责仪器管理的人员要面对大量的仪器设备,如何更加充分发挥仪器设备的作用,加强资源的共享,这也是摆在沈大娲面前的一个难题。
  人少、事多、机会多,这是文研院不少部门的现状,沈大娲所管理的实验室尤其如此。在这样的压力下,沈大娲和实验室度过了一个忙碌充实的2012 年。在这一年里,实验室正式安装并运行显微共聚焦激光拉曼光谱仪,仪器安装之后使用率很高,满足了科研人员的需求,对我院课题项目的开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2012 年,实验室全程参与组织了“现代分析技术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培训班”,这是行业内第一次针对仪器使用进行培训。学员报名踊跃,素质很高。尤其让沈大娲感动的是,这些学员学习非常自觉,求知欲强。为了完成学习计划,有人周末加班实验,甚至整夜做实验。通过观察,沈大娲发现地方上对仪器使用和数据分析的需求旺盛,我们可以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为地方的文物保护人员创造学习条件,培养专业人才队伍。她也认为,这类培训班,可以作为一个桥梁,让学生开阔眼界,结识更多有经验的老师,促进整个行业水平的提高。
  沈大娲是化学博士毕业,说话做事透着一股理科博士的严谨和稳重。谈到对2013 的展望时,她认为,只有一步一步脚踏实地推动工作发展,才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成绩。再宏伟的目标,都要通过一点点积累完成。2013 年,她的首要工作还是保证仪器运转的正常,在此基础上尽量去开发仪器的功能,把仪器与课题项目结合起来。另外,争取把实验室管理办法推动施行,争取对外承担一些分析检测的项目,并在计量认证上做一些初步的基础性工作。


保安队长
张建峰
“精神饱满地守护文研院。”

  说起张建峰这个名字,文研院的职工们可能没什么印象,但说起“保安队长”来,大家都交口称赞。
  2012 年,为了保证党的十八大的成功召开,张建峰和保安队员们在会议期间用饱满的工作状态对文研院进行保卫,出色完成了任务。其实,文研院的保安队伍,每一天都在用同样的精神状态对文研院进行着保卫。
  从2007 年夏天来到文研院以来,张建峰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度过了5 年多的时光。对他来说,自己的身份有两个,一个是保安公司的员工,在这个身份下,文研院是他的客户;另一个是文研院的保卫人员,在这个身份下,张建峰是文研院的“自己人”。无论哪个身份,都要求他把百分之百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之中去——为大家做好服务,提供最安全的工作环境。
  这是一个要求很高的岗位,必须具备过硬的心理素质和细致的工作作风。作为保安队长,张建峰最重要的职责是保证文研院24 小时的安全。白天,保安队要承担站岗、对全楼出入情况进行实时监控的任务。随着院里开车上班人员的增多,停车位经常会比较紧张,保安队还要对此进行管理和协调。
  晚上,保安队还要实时对楼内外的情况进行监控。尤其是面向四环路的一面围墙比较矮,队员们必须要随时保持警惕,以防翻越围墙的行为出现。虽然不必每时每刻都要盯在监控机前,但张建峰必须随时保持警觉,以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
  张建峰感受到,与之前工作过的写字楼等地点相比,文研院的工作有一定独特性。最明显的特点,是文研院的保安工作事务更为庞杂。张建峰带领保安队员们,克服了种种困难,最大程度将各类事务协调好,不仅保证了文研院的安全,也为广大员工的日常办公事务提供了不小的帮助。
  张建峰说,他很感谢自己的这些兄弟们。作为文研院的职工,我们也应该对这些可爱可敬的保安队员们道一声感谢!


援柬办
副研究员
温玉清
“只有深入柬埔寨文化,才能领悟它的建筑。”

  接受采访的前一天,温玉清刚刚获得了一个奖项。在2012 年青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论坛上,他发表的论文《柬埔寨吴哥古迹茶胶寺庙山的营造尺度与设计方法探微》获得了与会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最终荣获一等奖。
  对温玉清来说,这个奖项不仅是对他参与援柬茶胶寺保护与研究工作的褒奖,也可以视为对其2012 年工作的一个小小的总结。
  2012 年,对温玉清来说是平凡的一年,援柬茶胶寺保护修复项目业已进入正式实施阶段。而在此前的数年间,温玉清一直承担茶胶寺项目前期的基础研究工作。他说,援柬茶胶寺保护修复项目是一个高度要求团队协作的重大项目,能够有机会在一个充满团结友爱的集体中开展自己热爱的工作和研究,当然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情。
  2012 年,对温玉清来说是收获的一年,在年初计划中列出的两个重要工作任务——“援柬茶胶寺保护修复工程第二阶段施工图设计”和“编辑出版学术专著《吴哥古迹茶胶寺庙山建筑研究》”都得以顺利完成。作为项目负责人,温玉清主持了茶胶寺保护修复工程第二阶段施工图设计,并且参与了施工组织设计、施工图预算等技术文件的编制工作,在设计团队和各方专家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协作下,该项目已经顺利通过国家文物局审批,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在此基础上,茶胶寺保护修复工程第三阶段的施工设计也正在进行之中。而《吴哥古迹茶胶寺庙山建筑研究》则是温玉清最近几年间实地调查、建筑测绘和文献研究等工作的集中体现,是他对吴哥时代庙山建筑与艺术研究的最新成果。
  2012 年,对温玉清来说又是难忘的一年。4月1 日,国家主席胡锦涛莅临视察援柬茶胶寺保护修复工程并亲切慰问我院工程技术人员。在陪同胡主席考察吴哥古迹的过程中,胡主席殷切地勉励温玉清,一定要抓住机会,不仅要深入研究柬埔寨吴哥古迹的历史文化与建筑艺术,更要进一步发掘探索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历史文化的渊源及其兴衰历程。胡主席的嘱托加深了温玉清对于援柬工作意义的理解:茶胶寺保护修复工程从表面上来看是一项工程项目,但观照其更深层面则是一项文化交流项目,只有深刻理解并融入当地的社会文化,才能更好地完成修复工程任务。在柬埔寨的日子里,温玉清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好奇心,经常利用业余时间与当地百姓交流,参加他们的各类仪式或活动,甚至拜师学习当地制陶技艺,现在北京办公室的茶壶及茶杯,就是他自己亲手烧制的。通过与当地社区的深入交流,使温玉清具备了更细致、更宏观的文化视野,对柬埔寨的建筑和文化历史有了切身的理解和体会,也为自己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厚实的实践基础。他也悟到:物质层面的建筑,归根结底是文化精神层面的表达。
  温玉清说,虽然平时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建筑保护设计与研究方面,但人类学、考古学等学科的书他是要经常翻看的,只有不断从别的学科中汲取营养,才能将本专业的智慧发挥到极致。访谈中,温玉清一直感叹到,以法国远东学院为代表,对于古代高棉历史、建筑与艺术的研究历经一百余年的学术史,不仅是一座也许穷尽一生才能攀登的高山,更是一座底蕴深厚的学术资源宝库。在他的心目中,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但限于法语能力的障碍,他现在的研究进展常常苦于力不从心。令人欣慰和感动的是,根据我院青年人才培养计划,在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温玉清有机会在明年作为访问学者赴法国远东学院学习进修。能够得到宝贵的机会造访世界最为著名的研究古代高棉历史、建筑与艺术的学术重镇,这也是他2013 年的最大心愿和计划。


客座研究员
王睦
(Prof. Dr. Mayke Wagner)
“现实扎根于历史,历史影响着现实。”
自述

  一位德国考古工作者受聘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外国专家,这表明现在中德两国紧密的合作关系也进入到了古代历史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修复领域内。德国考古研究院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将通过长期合作,共同努力在中德两国之间搭建起考古和文化遗产方面沟通交流的坚固桥梁。我希望我们双方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同事,不仅能够跨越这座桥梁,并且能够精心呵护这座桥梁。
  东亚和欧洲都拥有悠久的历史,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我还要特别提到史前史。现实扎根于历史,历史影响着现实。了解历史并保护历史,无论是通过实际应用还是虚拟技术,都将大大丰富现代人类的生活。有太多的工作摆在我们面前,等着我们去做,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在文化遗产的科学研究和技术保护方面的广泛经验,令我有信心并热切期待着与这里的同事、与德国的同事携手并肩,共同完成工作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