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次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北平市政府进驻办公。为了接管北平市文物、博物馆、图书馆各事业单位，在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所属的文化接管委员会下设文物部。文物部1948年12月成立于河北良乡，由尹达任部长，王冶秋为副部长，王毅、李枫、于坚、罗歌为联络员，负责接管北平市内的文物、博物馆、图书馆等单位事宜。工作机关设在北平市北池子大街66号。1949年2月19日，北平军管会所属的文化接管委员会开始接管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其文物整理工程处，并要求其原有职员继续正常工作。到3月上旬，北平市军管会对北平旧有的文物、博物馆事业的接管工作基本完成以后，随即开始建立健全领导管理机构，并对原有单位逐步进行整顿和改造。这些举措的实施，使北平的旧有文物、博物馆事业有了根本的变化，迅速走向了新的发展时期。

1949年6月6日，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简称“华北高教委员会”）在北平成立。北平市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的文物部随即并入该会，改称“华北高教委员会文物处”，由王冶秋任处长；而此前由北平市军管会所接管的北平旧有文物、博物馆等单位，同时划归“华北高教委员会”直接领导。在该委员会的领导下，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录用一批专业技术人员，继续从事北平文物古迹的修缮保护和调查研究工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其工程处正式更名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至1949年底，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工程处主持完成的北京古建筑修缮整理项目计有：孔庙大成殿、正觉寺金刚宝座塔、西郊大慧寺大悲阁、护国寺金刚殿等修缮工程。此外，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还协助故宫博物院进行多处古建筑的修缮设计；由于国家宗教政策的需要，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也曾协助北京市建设局对雍和宫等喇嘛庙、清真寺进行勘查设计指导施工。此外，北平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9～1932年北平城区庙宇实地调查资料三百余份也拨交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收藏。

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成立。文化部下设一厅六局，文物局是其中之一，负责指导管理全国的文物、博物馆、图书馆事业。同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致函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将前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所属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等单位划归文化部领导。16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郑振铎为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为副局长。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由文化部领导，成为国家从事古建筑修缮保护和调查研究工作的专门机构。1951年10月1日，文化部文物局更名为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同年12月14日政务院任命郑振铎为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王冶秋、王书庄为副局长。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隶属于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

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办公地点设在南河沿南口东侧的皇堂子。由马衡任主任委员，梁思成任委员，俞同奎任秘书；机构设置有工程组、文献组、总务组，赵正之任工程组组长、俞同奎兼任文献组组长，夏伟寿任总务组组长，员工计有69人。后于1953年增设人事组，纪思任组长；特聘朱启钤、宿白为顾问。1953年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博物馆、自然博物馆和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联合支部，纪思为支部委员，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沈庆林为支部书记。当时，一批风华正茂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人投身于新中国文物保护的神圣事业中来，他们向前辈专家和匠师学习，紧密配合，迅速成长为新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新生力量。当年的这批青年人已是如今中国文物研究所的资深专家。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百废待兴，国民经济虽然尚处于恢复时期，文物古迹的整理修缮多属中小型工程，且多集中在北京等大城市中。虽然如此，中央人民政府还是对文物保护事业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关注，1950年5月24日，政务院颁布《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迹、珍贵文物、图片及稀有古生物保护暂行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同年7月7日，政务院还颁布《关于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等文物保护法规，作为建国初期发布的文物保护政策的指导性文件，上述文件精神要求全国各地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土地改革过程中落实文物保护政策，积极保护文物古迹。其后，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全面展开，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逐步恢复，文物保护事业也随之成长发展起来；而此时相应的各级文物保护机构在全国范围内业已初步形成，古建筑的修缮保护伴随大规模的古建筑调查工作的开展向全国扩展，国家的文物政策体系逐步完善，这些均为建国以来的文物及古建筑保护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50年7月21日，文化部文物局组织“雁北文化勘查团”，团长为裴文中，副团长陈梦家与刘致平。勘查团分考古、古建筑两组，有莫宗江、赵正之、傅振伦、阎文儒、宿白等专家参加。考察结束后出版了《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郑振铎为该报告作序《重视文物的保护、调查、研究工作》。此次考察，晋冀两省因唐、宋古建筑遗物保存较多，引起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因此责成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编订《文物建筑等级评定表》，并选定山西、河北两省作为古建筑重点调查修缮保护的地区。

自1950年起，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密切配合国家经济建设，对全国范围内的重点文物古迹进行了系统的调研，并先后主持完成北京及全国各地重要古建筑的修缮保护工程数十项，业绩卓著，影响深远。其主要工程项目计有：北京阜成门城楼、安定门城楼、德胜门箭楼、东便门箭楼修缮工程（1951年9月～12月）；山西省五台山佛光寺文殊殿修缮保护工程（1951年10月）；北京天安门修缮保护工程（1952年5月）；山海关城楼、沈阳故宫大清门、吉林农安塔的修缮工程（1952年8月）；北京护国寺金刚殿及北海天王殿修缮工程（1952年12月）；北京雍和宫修缮工程（1952年10月）；北京故宫皇极殿修缮工程（1952年8月）；北京北海五龙亭修缮工程（1952年10月）；北海团城衍祥门复建工程（新中国成立之后首次对古建筑按原状进行复原，1953年1月）；北京中南海云绘楼、清音阁迁建工程（新中国首次古建筑原状迁建保存工程，1953年8月）；河北正定隆兴寺转轮藏殿修缮工程（1954年3月）；山西太原晋祠修缮工程（1954年5月～6月）；山西大同大东街九龙壁、大同善化寺普贤阁、太原晋祠鱼沼飞梁、朔县崇福寺观音殿修缮工程及大同云冈石窟第5、6、7窟木构窟檐揭瓦整修工程（1953年12月）；河北赵县安济桥修缮工程（1955年4月）；八达岭长城修缮工程（1955年9月）等。 以上古建筑修缮工程通常均由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委派的工程技术人员负责勘测设计、施工管理、技术咨询等工作，并与工程所在地的古建筑匠师通力合作而完成。由于各部门领导有方，工程技术人员认真敬业，许多落架修缮工程都仅在一年内或更短时间顺利完成，非常难能可贵。

自1952年起，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在实施修缮保护工程的同时，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古建筑的勘查调研活动，其涉及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均使之构成了新中国古建筑调查研究的主导力量。此间重要的勘查调研活动计有：1952年10月，山西雁北地区古建筑勘查；1953年，在山西省勘查发现37处古代建筑，其中主要的有全国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五台县南禅寺大殿，以及平遥镇国寺大殿、平遥县文庙大成殿、朔县崇福寺弥陀殿、永济县永乐宫及壁画和万荣县飞云楼等，上述调查及重要发现均在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中具有极高学术意义和研究价值。 

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作为文物保护科研机构，自创设之初即陆续开展了相关的学术研究，并面向全国文物系统开展教学培训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进行系统的古建筑研究，始自中国古建筑模型与古建筑彩画范本的制作保存工作。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花费巨资与时间，由会内著名模型制作匠师路鉴堂及木匠井庆升等先后制作了北京西安门、山西应县木塔、山西五台佛光寺大殿与南禅寺大殿、河北赵县安济桥等中国著名古建筑模型。作为保存古建筑的副本，模型用旧金丝楠木制作，比例精准，作工细腻，现已系文物级藏品；在制作模型的过程中，各方专家不仅实地勘测古建筑，绘具完整缜密的测绘图纸，而模型制作本身即是全面深入研究中国古建筑的过程，也由此而促成了诸如陈明达《应县木塔》等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经典性著作的出现。

1955年3月，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刘醒民、王仲杰主编的《中国建筑彩画图案·清代彩画》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1958年6月，《中国建筑彩画图案·明代彩画》由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出版，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彩画研究重要的奠基性著作。

1952年10月，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责成委托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举办第一期全国古建筑培训班，学员来自五个省市，共计11人。其后1954年2月、1964年4月、1980年9月又举办了二、三、四期。四期培训学员共计127人。结业学员大部分回至原部门从事文物保护研究工作，构成了中国文物及古建筑保护工作的骨干力量。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以后，从1950年至1955年间，是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时期，也是新中国文物事业及其文物保护体系逐步完善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顺利完成了自旧中国至新中国的改造。作为全国古建筑修缮工程勘测设计的主要单位，在全国范围内承担主持大量重要古建筑的修缮工程，逐步建立起较为完整规范的古建筑修缮工程勘测设计、工程管理、学术研究体系，并在工程实践中培养了专门人才，构筑成为新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中坚力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