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6月，中央图博口领导小组批准组建成立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简称“文保所”），曾先后隶属于文化部和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办公地址仍然设在沙滩北京大学红楼（今五四大街29号）。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编制员工36人，设有办公室及古建筑研究组、石窟研究组、化学研究组、资料组等机构。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由蔡学昌任副所长，冯屏任办公室主任，古建研究组组长由祁英涛担任，石窟研究组组长由余鸣谦担任，王丹华出任化学研究组组长，而资料组组长则由何国基担任。

1973年9月15日，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由周恩来总理陪同参观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周总理向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询问关于云冈石窟的维修保护情况之后，对随行中外记者宣布：“云冈石窟艺术，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保存下来。刚才说有一个十年规划，时间太长了，要三年修好”。为了落实周总理的指示，开始对云冈石窟展开大规模的维修保护。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的蔡学昌、祁英涛、陆寿麟等受国家文物局指派勘查处理云冈石窟第五窟顶岩脱落的险情，同年11月，云冈石窟维修工程领导小组正式成立，蔡学昌任副组长。以此为契机，同年年底在“五七”干校的员工得以大批调回北京安排工作，文保所终于显露出全面复兴的曙光。1974年至1976年的云冈石窟“三年保护工程”启动，由余鸣谦任总负责人，主持工作，业务骨干姜怀英、贾瑞广、李哲元、蔡润等参加洞窟化学灌浆粘结工程，工程于1976年9月竣工验收，为落实周总理的遗愿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6年，“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拨乱反正，春回大地，已经成立三年的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各项事业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以祁英涛为组长的古建筑保护研究组，以余鸣谦为组长的石窟保护研究组，以王丹华为组长的化学研究组三面出击，承担全国各地大量的古建筑修缮保护、石窟保护及出土、馆藏文物的抢救、修复任务，确立了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国家级文物保护工程与研究的权威地位。

1980年12月，中国文物保护科学技术协会成立，大会推举著名科学家茅以升为名誉会长，文物局、文保所的老领导王书庄当选理事长，文保所蔡学昌、余鸣谦当选副理事长，蔡学昌兼任秘书长。协会是以文保所的各方专家为骨干而成立的，其办公地点即设在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内。协会的成立，大力推进了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在1976年至1990年的15年间，承担的文物保护项目及研究课题数百项，遍及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其间包括山西五台南禅寺大殿、洪洞广胜上寺毗卢殿、北京大堡台汉墓、河南登封少林寺初祖庵、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湖南岳阳楼、广州南越王墓、云南大理三塔、西藏拉萨大昭寺、布达拉宫、甘肃敦煌莫高窟壁画、天水麦积山石窟、新疆库车库木吐拉、森木赛姆、克孜尔千佛洞以及阜康图墩子清真寺大殿、喀什昭苏圣佑庙、浙江宁波保国寺大殿维修工程等国家重要古建筑及重要文物的保护项目。

1985年1月7日，杨占庭调任、王丹华升任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副所长。鉴于中层各组组长大多为北平文物整理工程处及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时期的老一辈专家，年事已高，决定让一批中年业务骨干接班走上中层领导岗位。全所设五个中层直属部门，改“组”为“室”，崔兆忠、李竹君升任古建筑保护研究室正、副主任，黄克忠、贾瑞广升任石窟保护研究室正、副主任，徐毓明、冯跃川升任馆藏文物保护研究室正、副主任，施子龙升任情报资料室主任，办公室正、副主任为王中年、杨朝权。中层领导班子的年轻化给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的工作增添了活力，使之更为适应新时期文物保护事业迅猛发展的需要。

与此同时，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呈现出喜人的面貌，科研成果不断涌现。1985年3月15日，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同建设部综合勘察研究院合作开发文物保护新技术，决定两家共同承担科研课题《近影摄影技术在石窟测绘中的应用研究》。我所主要课题负责人：贾瑞广、黄克忠、宋森才。课题于1988年8月顺利通过验收。此项研究的成功为我国石窟测绘开辟了一条新路，填补了我国文物保护技术的空白。在1990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此项科研成果在工作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先后在云冈石窟完成第5、6、7、8、9、10、11、12、13、16、18、19、20号共13个大型洞窟的立壁面图和部分雕像的等值线图。在四川大足石窟的测绘中完成宝顶山摩崖石刻和北山摩崖石刻两处石刻和部分雕像的等值线图。此项成果推广应用在洛阳龙门石窟、云南剑川石窟、河北邯郸南响堂山石窟、北响堂山石窟、广西花山崖画、西藏布达拉宫等重要文物保护单位，为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重要图纸资料。

198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学会和中国博物馆学会共同组织召开“亚洲地区文物保护技术讨论会”，会议于同年4月11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朝鲜、泰国、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尼泊尔、日本、缅甸均派出专家学者参加。会议扩大了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的国际影响，推动了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互补。

与此同时，后来并入中国文物研究所成为其重要组成的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的创建及发展历程，则颇为引人注目。

1972年初，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及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大批先秦古籍的帛书竹简，大批竹简帛书的出土，从历史上来说，也是非常罕见的。为了研究清理这批出土重要文献的内容，破天荒地将饱受冲击、已经下放到全国各地的一批历史、文物、古文字学研究的学术精英荟萃至北京老北大红楼，进行竹简帛书的释读研究。其中有故宫博物院的唐兰、张政烺，中山大学的商承祚，武汉大学的唐长孺，北京大学的容庚、顾铁符，吉林大学的于省吾等均受命参加此项工作，其他如现在的著名学者傅熹年、李学勤、裘锡圭等则在当时还属于年轻学者。当时，对竹简的释读研究成果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关注，要求三天内印出大字本，上呈中央。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对出土文献竟然倾注如此高的热情予以关注，体现了毛主席的伟人素质。经过两年多的清理、保护、编号、照相，并作了初步释文，发现其中有失传近两千年的《孙膑兵法》等古代佚书，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至1974年6月“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正式成立；同年8月，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的消息发表以后，随即成立了“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上述整理小组设在文物出版社内，具体组织工作由总编办公室承担，并根据工作的内容陆续增加，整理工作有所分工。1975年，“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和“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小组”也相继成立；1978年初，还成立了“居延汉简整理小组”。对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甘肃额济纳旗汉代居延遗址破城子和第四燧木简，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出土的十六国至唐代的文书，以及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出土的见炭化了的竹简，安微阜阳双古堆汉墓竹简等进行系统全面的考释和研究。随着研究工作的推进，大批重要学术研究成果涌现出来：1974年9月，《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出版；1975年1月，《银雀山汉墓书简》（壹）出版，2月《孙膑兵法》出版；1976年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导引图》、《战国纵横家书》、《经法》等出版。在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亲自主持下，开始筹划成立一个永久性古文献研究机构来取代阶段性整理小组，由谢辰生起草有关报告上报中央，1978年1月23日，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同志批复，至1978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以整理小组为基础正式成立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由著名学者唐长孺出任主任。

1978年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的创立，标志着使中国的古文献研究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也许古文献研究室成立的意义还远不止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一大批已臻高龄、堪称国宝的文物与古文字学家由此走出干校登上学术研究的岗位，得以发挥最后的光和热。同时一批中青年专家纷纷崭露头角，从而一度形成代代相衔、后继有人的可喜局面。多年来，古文献研究室的研究工作通过与地方单位的合作、努力，取得了多项丰硕成果。其中如国家级研究项目《吐鲁番出土文书》释文本（全十册）与《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对照本（全四卷）分别于1975年和1988年立项，通过多年的研究，其成果均获得重要的国家级图书奖，这与中国古文献研究的国家级团队可谓名实相符。

1986年，当时我国唯一的文物普及性杂志《文物天地》（双月刊）自文物出版社转由古文献研究室主办。副所长张羽新、盛永华先后出任杂志主编，韩仲民、吴铁梅、盛永华先后主持《文物天地》编辑部工作。杂志采用大专家写小文章方略，多学科、多角度全面普及介绍文物知识与最新研究成果，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与欢迎。《文物天地》作者队伍中既有苏秉崎、吴汝康、贾兰坡、周一良、商承祚、王世襄、朱家溍、宿白、黄盛璋、徐苹芳等老一辈学界名宿，也有李零、林梅村、齐东方、晁华山、陈星灿等青年学者。著名文物学家孙机与杨泓先生对杂志支持尤大，两先生合著的《寻常的精致》，即以在《文物天地》发表的文章汇聚成集，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浓厚兴趣。在1986年至2001年间，《文物天地》（双月刊）真诚面对普通学子与寻常百姓，以平易的生活化语言、生动的文学式笔法，广征博引、深入浅出地讲授文物知识，轻松揭开考古、文物学神秘、冷癖的面纱，寓教于乐，雅俗共赏，令人耳目一新。在当时的学术界内外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于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的重要意义及价值，诚如谢辰生先生所感言：“……中国文物研究所如果要名符其实，就要做到文物与古建筑研究、文物科技研究、古文献研究三足鼎立，强强联手……中国文物研究所正值七十年之际，而所面临的大好发展机遇更为难得，切望扬长补短，奋力图强，以不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

在大好的形势下，古文献研究室老一辈文物学家王世襄迸发出了惊人的创作活力。王世襄先生字畅安。194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抗战时期，毅然离开北京，初至重庆，后赴李庄到营造学社工作。抗战胜利后，曾任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1945年至1946年先后经手没收德人杨宁史（Werner Jannings）青铜器240件、收购郭保昌（号觯斋）藏瓷器、接收溥仪天津张园文物等文物清理回收工作，为上述文物入藏故宫博物院做出了重要贡献。

自1962年调入文物博物馆研究所以来，王世襄先生潜心于木器、漆器、竹刻、杂项等古器物研究。1983年，王世襄先生的漆器工艺研究专著《髹饰录解说》正式出版，此后一发而不止。正如王世襄先生所言：“从1983年到今天，我又争取到二十个春秋。欣逢明时，加倍努力，把数十年来积累的资料一一写成专著，连同1983年以前之作，一共出版了中外文本三十多种。其中有关明式家具两书，已被世界公认为经典著作。其他各种，也无一不被认为是研究中国文化的有益之书。”（《锦灰二堆》第11页）王世襄先生的系列个人研究著作，在国内外引起巨大的反响，产生了令人瞩目的社会效益。

“风雨摧园蔬，根出茎半死。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王世襄《畦边偶成》诗） “王世襄现象”是中国文物研究所所有老专家在新形势下壮志得酬、厚积勃发的代表性事例，同时也是中国文物研究所经过漫长而曲折的成长历程，终于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得以集成发展，全线突破，走向辉煌的真实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