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蓬勃兴起，中国社会进入相对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既要学习接纳西方的现代文化，再认识、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又要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的精神支柱。由此，“整理国故”之风日炽，并掀起了以“中国固有形式”为特征的传统文化的复兴，而与之相应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及文物、博物馆事业也大都发轫于此。在此背景下，民国政府中的一些较为务实的官员，因受到欧美先进国家在城市规划与文物古迹保护方面取得成效之影响，遂开始关注文物古迹的保护与整理工作，从事文物保护管理与研究的专门机构也相继创建并逐步发展起来，并尝试开展了一系列的文物古迹的整理保护与调查研究活动。
1928年3月，成立于南京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即是民国政府较早设立的文物保护管理及调查研究的专门机构，隶属于民国政府大学院，聘请知名学者二23人为委员，于同年9月设立北平分会。因古物古迹以华北各省为多，于1929年1月，古物保管委员会移设北平，以其北平分会办公地址北海团城为会址。1929年，大学院结束后，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改隶教育部，并于1930年12月设立天津支会。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自成立之初，随即进行了大量有关古建筑、古墓葬、古遗址的调查, 调查登记北平、河北、山西等华北诸省各重要古迹古物共数百处，获得数量众多的文物实物资料，并发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报告多种。其中较为著名的考察活动是与北京大学、北平研究院共组燕下都考古团，前往河北易县进行燕下都遗址发掘；其间另有北平文物维护会，是由刘半农等人于1928年6月组织的临时性文物保护组织，由刘半农任主席，文物维护会曾与安得思代表的美国自然史博物馆中亚考察团进行谈判，合作组织中亚考察团，前往内蒙古进行考古调查采集等。
朱启钤以研究“中国固有之建筑术、协助创建将来之新建筑”为主旨创办于1930年3月中国营造学社，是专门从事中国古代建筑调查与研究的重要学术团体。学社成立之初研究范围侧重古籍整理及外籍之译述。1931年7月后，中国营造学社
改组为文献、法式两组，梁思成、刘敦桢分别出任主任。文献组工作侧重史料之搜集，法式组侧重古代建筑实物的测绘调查及营造则例之整理，自是而后，每岁春秋二季，分组出发实地调查测绘古代建筑逐渐成为学社的主要工作，并以研究所得，为当时中国的古代建筑修缮保护、教学、设计等机构提供参考资料等，中国营造学社之成立，奠定了中国古代建筑及建筑史学研究的重要基础。
随着对文物古迹的调查研究日益得到各级政府及学术界的关注，1935年1月，稍晚于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和中国营造学社而创立的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北平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则是专门从事古代建筑修缮保护工程及调查研究的政府机构。无论从其机构规模、资金及设备的支持，还是从其技术人员、工程项目以及管理程序等诸多方面而言，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其北平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在当时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准，成为中国现代文物保护事业滥觞期的重要机构。
略如上述背景而外，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其北平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的成立契机，还与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侵略者觊觎华北而呈现纷繁复杂的政治时局密切相关。
1933年6月，袁良出任北平市政府的市长，就任之初适逢《塘沽协议》签字不久，华北局势危迫，日本侵略者染指平津的野心已很明显。袁良市长当时即考虑到北平为元、明、清历朝以来之都城，宫阙、殿宇、苑囿、坛庙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精华所萃，集东方艺术之大成，若将北平规划建设成为旅游胜地，使北平成为东方最大的文化都市，定为国际社会所瞩目，而又可将国防建设寓于新兴的都市计划与市政建设之中，藉此以遏止日本的侵略图谋；因此自上任之初，袁良市长力主借鉴欧美各国最先进的城市规划与市政建设经验，锐意革新，力图整顿，积极倡导《北平市游览区建设计划》、《北平市沟渠建设计划》、《北平市河道整理计划》等城市建设计划，并为保障上述规划实施发行公债，改善财政税收状况，此开北平现代意义大规模城市规划之先河。
随着北平都市计划与市政建设的诸项计划既定并落实实施，鉴于北平市内文物古迹多有残损毁圮，实有进行系统维护修缮的必要， 1934年11月，北平市政府开始着手制定北平市文物整理计划，并呈请国民政府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简称“政整会”）核示批准。稍后，由北平市政府拟具的《文物整理计划书》和由“政整会”拟具的《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规则草案》，呈奉行政院1934年12月22日第七○五二号训令核定，以《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组织规程七条》的名义颁布。1935年1月11日，根据行政院训令以及所颁布的《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组织规程》，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简称“文整会”）在北平正式宣告成立。“文整会”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政整会”委员长、冀察两省政府主席、北平市政府、内政、财政、教育、交通、铁路各部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的代表为当然委员，主席则先后由“政整会”的委员长黄郛、陶履谦兼任，委员计有吴承湜、王冷斋、曲建章、马衡、李诵琛、梁思成、富保衡等，“文整会”的主要职责如下 ：（一）指挥监督关于执行整理旧都文物的各项事宜；（二）审核关于整理旧都文物的设计；（三）筹划保管关于整理旧都文物的款项；（四）凡关于整理旧都文物有应与其它机关协商者，由本会商请主管机关办理等。
1935年1月15日，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通知北平市政府，依照组织规程，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将整理修缮北平文物古迹事宜，委托北平市政府负责具体实施，但在文物整理修缮工程实施之前，须拟具完整的计划提交“文整会”审定核准，待工程竣工时则须报请“文整会”派员组织工程验收。北平市政府为全面执行“文整会”所委托的北平文物整理修缮事宜，遂于1935年1月16日设置成立北平市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办公地址设在北平市政府内西花园南院。该处直接隶属于北平市政府，其正、副处长分别由北平市政府的市长及北平市工务局局长兼任，主要职责是负责办理关于北平市内文物整理修缮的各项设计、工程以及其它与文物相关资料的编辑、宣传事务；负责筹拨专款，编拟计划，分期实施各项修缮工程等。北平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的首任处长由时任北平市长的袁良兼任，副处长则由时任北平市工务局局长的谭炳训兼任，其余工作人员则主要是由北平市工务局的工程技术人员及北平各营造厂商的古建筑营造匠师所共同组成，全面实施北平古建筑保护与修缮工程的设计与施工事宜。北平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成立后的第一项重要工程即面临北平故宫的古建筑修缮保养工程。袁良身为北平市长，兼任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处长，决非挂名而已。从当时的往返公文看，其上多有袁良的亲笔批示，签印更是必不可少；其他如副处长谭炳训、技正（技术负责人）林是镇及至一般事务员，皆认真钤盖印章，以负其责。
至1935年末，国民政府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裁撤之后，依据1935年12月7日行政院第六三○四号训令通过的《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组织规程》，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其北平市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改隶国民政府行政院直属，其当然委员也相应稍作调整，改组以内政、财政、教育、交通、铁道五部、蒙藏委员会及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代表各一人、河北、察哈尔两省政府及北平市政府代表各一人组成，此前的委员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则由行政院蒙藏事务委员会所替代。1936年3月，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议改组“文整会”的执行机构“北平市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更名为“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并于同年5月1日正式成立，此次改组详细规定了“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的人员编制、职责范围、工程细则等内容；该处仍设处长、副处长各一人，处长由时任北平市政府市长的秦德纯兼任，副处长则由时任北平市工务局长的富保衡兼任但均不支薪；按照编制处长、副处长以下设置秘书一人，负责办理文书总务及特派事项；设置技正二至三人、技士六至十人、技佐八至十二人等，负责文物整理的技术事务；设置事务员四至八人、会计员一人办理会计出纳庶务；还根据事务繁简酌用增设编译员、书记员等职。至1937年末，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人员计有20余人，技正为林是镇，技士有陈捷、樊际麟、查良铭、齐昌复，助理员为杜佐臣，事务员有杨希雄、刘祚新，测目有刘恩绶、范宗彝、刘畔池，测丁有冯世卿、余少文、金子岩、林玉、顾文森、管连升、李子敬、石学勤、伊克敬、赵连等十人，庶务有崔兴久、薛锡成等。另外，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为组织实施北平的文物整理修缮工程，还专门购置一批进口测绘仪器及特制活动云梯、拔草器、吸尘机、汽车等古建筑修缮工程专用工具等，为北平文物古迹的整理修缮工程提供技术设备的支持。
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为保障北平文物整理工程的顺利实施，通常委托北平市工务局、工程司（建筑设计事务所）及各营造厂商代为办理，并同时聘任各方专家或学术团体作为技术顾问。因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主持的各项文物整理工程多由北平市工务局代办，因此该处也须委派职员前往北平市工务局参与工作，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无论机构建置、技术顾问抑或修缮工程等诸多方面均得到当时北平市政当局以及北平各界的积极响应与支持。在修缮工程技术方面，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则聘请对于中国古建筑学识渊深的基泰工程司著名建筑师杨廷宝负责，并同时委托中国营造学社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等中国古代建筑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作为技术顾问直接参与北平的文物整理工程。
事实上，自1935年5月起，在北平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成立之初，即开始组织实施名为“北平游览区古迹名胜之第一期修葺计划”文物整理修缮工程，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也以北平市工务局的日常事务工作，与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工作密切配合，制订计划将北平历史文化价值最高而亟待整理的文物古迹进行系统地维护修缮。各古建筑修缮工程均逐项按照规定，经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决议整理之后，由北平基泰工程司事务所委派建筑师，会同作为技术顾问的中国营造学社先期进行测绘勘查，编制工程查勘情形图说，拟具修缮计划书及预算册，再经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复加详细审核，确定修缮工程做法说明书，并经投标选择营造厂商付诸实施。由现存当时的档案文书可以看出，在北平文物整理工程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其文整实施事务处委托基泰工程司测绘设计、招标工程承包商等的各方文件合同齐全，往来文书中各单位印章及负责人签章滴水不漏，工程承包招标及承包商工料报价亦中规中矩，显示出极高的专业水准。
北平第一期文物整理工程自1935年5月开工，至1936年10月告竣，此间共修缮整理北平重要古建筑计有明长陵、内外城垣、城内各牌楼（正阳门五牌楼、东西长安街牌楼、金鳌玉蝀牌楼、东四牌楼、西四牌楼、东西交民巷牌楼等）、东南角楼、西安门、地安门、钟楼、天宁寺、天坛（圜丘、皇穹宇、祈年殿及殿基台面、祈年门、祈年殿配殿及围墙、祈年殿南砖门及成贞门、皇乾殿、北坛门及西天门、外坛西墙）、国子监辟雍、碧云寺总理衣冠冢（金刚宝座塔）、玉泉山玉峰塔、碧云寺罗汉堂、西直门外五塔寺、妙应寺白塔、中南海紫光阁等。
此后，第二期文物整理工程于1936年10月起随即实施，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通过聘任审查委员，组织审查会议，所有文物整理计划及重要事项交审查会议核准。至1938年1月，业已竣工第二期工程中修缮的主要古建筑有：天坛祈年殿迄东长廊、碧云寺中路佛殿、文丞相祠、故宫午门、协和门朝房及南熏殿、大高玄殿牌坊、隆福寺毗卢殿等二十余项。
此外，在上述的第一、二期工程实施过程中，当时尚有其它机关团体使用的古建筑，如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中南海及北海公园等，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出于对北平各文物古迹负有全面保护之责，也在当时比较宽裕的经济状况下，曾进行过系统的整理修缮。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北平沦陷，北平的著名学者大多转移到西南大后方。至1938年4月底，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的工作基本宣告结束，仅有第二期尚未完成部分的工程，移交给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及其后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属下的建设总署(改称工务总署)接手继续完成，而“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的全部卷宗档案也被移交至伪建设总署。在整个抗战期间，北平文物整理修缮工作始终继续，未曾间断，但工程项目规模较小，仅有故宫、颐和园、中南海、大高殿牌楼、天坛、北海等处的一般性修缮及保养工程。
在此期间，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1941年6月至1944年末，伪建设总署及北平都市计划局曾委托华北基泰工程司，由张镈主持对北平中轴线及其外围重要古建筑进行系统的测绘。1941年初，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面对北平明、清两代保存下来的文物建筑，其忧虑与日俱增。他认为这些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之瑰宝经不起火焚、雷击，尤其当时北平正处于日伪统治之下，必须及时对其进行现场精确的测绘以防兵燹不测。而时任伪北平都市计划局长的林是镇是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原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技正，此外伪建设总署署长殷同也与朱启钤相识，藉此关系，朱启钤测绘北平重要古建筑的设想得以实施。同年6月，朱启钤推荐华北基泰工程司事务所的建筑师张镈承担这一重任，而此项动议也得到了基泰工程司老板关颂声的积极支持，但为了避免“失节”之嫌，张镈以“建筑师张叔农”的名义，与伪北平都市局签订承揽测绘故宫中轴线（天安门、端门、午门、东西华门、角楼、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武英殿、文华殿等），以及外围的太庙、社稷坛、天坛、鼓楼、钟楼等主要古建筑的测绘合同。整个古建筑测绘项目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测绘重点则在于紫禁城内的主要古建筑。
张镈当时除了主持华北基泰工程司业务外，还担任天津工商学院建筑系的教授，天津工商学院建筑系、土木系的师生作为主要力量参与此项浩大的古建测绘项目，最后将每座建筑的平、立、剖面及构造详图均按不小于1／50的比例尺，用墨线或彩色渲染绘制在60X42英寸（相当1.524X1.067米）的进口高级橡皮纸之上。这批测绘图纸的绘制极其认真精细，功底深厚，测量数据翔实，其中彩色的大幅建筑透视渲染图更是难能可贵，尤其精彩。此外，1943年底，北京大学工学院建筑系的朱兆雪请营造学社的有经验的绘图员邵力工和北京大学工学院讲师冯建逵等带领部分学生，也参加了此项古建筑测绘项目。此次古建筑测绘工作共分为三期，为期大约四年，最终绘制大幅图纸680余张，另附大量古建筑照片及测量手稿。至此项工作结束时，抗日战争已显露出胜利的曙光，最为值得庆幸的是，北平古城在八年抗战中侥幸未遭大规模的破坏，而这批在特殊环境中艰难获得的北平中轴线重要古建筑的实测图纸及测绘资料也悉数完整保存下来，成为现今之中国文物研究所的珍贵藏品。
与北京城中轴线重要古建筑测绘工程同时，北平都市计划局还特聘时任教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俄国画家毕古列维赤进行描绘北京古代建筑的油画及水粉画创作。毕氏的画作并非完全写实，而是带有一定的写意成份，这使得画面更为紧凑迷人。此番创作自1936年一直延续到1948年，画作后归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保存。后有部分画作被送至南京展览流入台湾，现存台湾大学美术馆；而留在北京的画作成为中国文物研究所的珍贵藏品。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北平光复，同年10月10日北平市政府接收日伪工务总署，重新组建北平市工务局，时任北平市长的何思源下令将原由伪建设总署管理的北平文物整理工程移交由北平市工务局属下设立的文物整理工程处暂时维继，办公地址设在北平市韶九胡同。
至1946年末，北平市工务局文物整理工程处曾主持北平文物整修大小工程计有四十余处，中南海勤政殿、先农坛、故宫午门、天安门等处城楼，以及玄穹殿、朝阳门箭楼、永定门城楼箭楼、智化寺钟鼓楼、碧云寺钟鼓楼、颐和园（排云殿、长廊、云辉玉宇牌楼、耶律楚材祠及文昌阁）、东西长安街牌楼、智化寺智化殿及天王殿等。
1946年10月间，随着抗战前“文整会”的部分委员及技术人员逐渐归来，遵行政院令筹划仿照前例，恢复组建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1947年1月1日，行政院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正式恢复成立，由主任委员1人与委员9人组成。由著名学者、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兼任主任委员，九位委员中既有中国古建筑研究及建筑工程界的代表人物朱启钤、梁思成、关颂声、谭炳训，也有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胡适、袁同礼、谷钟秀，以及军政要员熊斌、何思源；日常管理工作由秘书俞同奎及事务专员刘南策具体办理。1947年1月28日，行政院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在太庙事务所召开第一次委员会议，通过关于隶属该会之文物整理工程处的组织规程；该会暨工程处之经常费预算，工程事业预算费，亦均经审议通过，并决议正式接管北平市政府工务局文物整理工程处。于同年5月，奉令公布行政院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组织条例，依照组织条例之规定，设置工程处为其执行机构，由行政院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决定文物整理的选择及预算，而其工程处则专门具体负责北平文物整理事宜，正、副处长仍由市长及工务局长分别兼任。时任北平市长的何思源兼任处长，整理工程实施方面由任北平市工务局长的谭炳训兼任副处长，该工程处遂于同年10月1日正式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北海团城。工程处下设工务、总务两科，召集前北平市工务局文物整理工程处原有技术员司职，以资熟手，而利推进。至1947年末，行政院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工程处聘用的员工32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计有雍正华、曾权、杜仙洲、陈效先、祁英涛、余鸣谦、陈继宗、李方岚、于倬云、赵小彭、曾和霖等十余人。所以此时北平的文物整理工程已完全由工程处负责具体的工程实施；只是每项工程计划，必须交由行政院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委员中对于中国建筑有专门研究者予以最后的审核。至1948年6月，行政院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其工程处完成的北平古建筑修缮整理项目计有：故宫东路乐寿堂、故宫午门东雁楼、故宫西路寿安宫西南转角楼、故宫保和殿左右崇楼、天安门、钟鼓楼、北海阐福寺、北海蚕坛、北海小西天、智化寺东西配殿、安定门箭楼、颐和园北宫门正座、颐和园香海真源、颐和园画中游、卧佛寺、大慧寺大悲殿、八里庄万寿塔、雍和宫法轮殿、静宜园见心斋等工程。护国德胜庵铁影壁由碱性火山岩雕刻而成，通高1.89米，檐长3.56米，上雕麒麟，古朴雄健。1948年3月25日由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迁至北海公园五龙亭东侧，成为重要文物景点。图为迁移前情形。
抗战胜利以后，大量军队在北平城内各大坛庙寺观内驻扎，破坏古代建筑的现象时有发生。以马衡为首的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多方呼吁，并上书军政高层，务求关注北平古建筑的保护事宜。1947年4月、1948年7月，时任军政要员的李宗仁、傅作义曾先后分别致书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明确支持有关呼吁，力主加强文物保护措施。由此可见，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在文物保护方面其社会影响之大。1948年以降，国民党政权已是风雨飘摇，从当时各届政府行政院长张群、翁文灏、孙科等致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的指令文件可以看出，当时物价飞涨，百业萧条，职员减薪，民生艰难。在此社会背景下，北平的文物整理及修缮保护工程只能量力而行，勉强为之。而此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中国历史新的一页马上就要揭开了。
综上所述，自1935年1月正式成立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及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迄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于北平文物古迹的系统整理修缮始终未尝间断，其间总计完成大小文物修缮保养工程近百项，范围基本涵盖了北平市内的主要宫殿、坛庙、寺观、苑囿、城墙城楼、牌楼等重要文物建筑，从而形成了中国文物古迹进行系统整理保护的滥觞。诚然，限于当时复杂多变的时局及随时发生的各种特殊情况，这些工程当时整理修缮所遵循的主要原则，正如梁思成先生的评论：“……当时修葺的原则最着重的在结构之加强；但当时的工作伊始，因市民对于文整工作有等着看‘金碧辉煌，焕然一新’的传统式期待；而且油漆的基本功用就是木料之保护，所以当时修葺的建筑，在这双重需要之下，大多数施以油漆彩画……”尽管如此，这些文物修缮或保养工程的效率很高，其设计、施工、监理质量均数上乘，并在修缮工程实践中培养了一批古建筑工程技术人员，而正是这些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古建筑技术人员构成了新中国文物保护科学技术以及文物保护工程事业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