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十年，我们强化软科学成果对文物保护管理决策科学化的支持力度，初步彰显了作为国家文化遗产政策理论研究领域“智库”的作用。我们率先在文博系统组建整合专业文物政策与理论研究队伍，开展了“大遗址保护行动跟踪研究”、“文物产权研究”、“《文物保护法》执行情况调研”等综合性的政策与理论研究工作，组织修编《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开展《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操作指南》预研究、编制完成并发布《长城保护维修工作指导意见》和《长城四有工作指导意见》等应用性研究工作，在社会科学领域逐步形成了以关注文化遗产的政策、理论、法律、社会各维度的综合特性为主要方法的科研特色，为相关制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文物政策理论研究的主要成绩，一方面体现在直接的科研报告和发表的学术著作和论文方面，另一方面体现在文物政策理论研究的学术发展方面。
（一）代表性科研成果
在正式发表和出版的学术成果中，代表性论文专辑有彭跃辉主编《中国文物法制研究报告》（文物出版社，2012），其中收录老、中、青三代文物学者撰写的文物法制研究相关论文28篇，促进法制研究学术交流，整合法制研究资源。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社会科学专辑Ⅱ——政策法规与综合研究》（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成果丛书•2013年，文物出版社），收录2007-2013年间基本科研业务费政策理论方面课题的结项报告简本10份，较为全面反映文研院在此期间的政策理论研究成果。
《国家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由文研院组织编制，经过深入调研、集思广益，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有所创新，体现出宏观、综合、前瞻、专业的特点，2012年分别获得文化部公文写作技能大赛三等奖和首届中央国家机关公文写作技能大赛三等奖。《规划》建立在对文物工作的全局分析基础上，创新运用数字指标与合理分类，在新形势下提出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的有机结合，明确将加强文化遗产保护能力建设和管理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纳入事业发展主要任务，引导行业从外延式发展转向内涵发展，是文物政策研究支持决策的优秀代表。
《中国文物工作研究报告》（2012）首次以年度文物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不拘泥于文物主管部门的司处分工和央地分工，立足于文物工作的完整逻辑和内在联系加以重构，从全局、地方、社会三个层面全方位展现文物工作的新进展和新成就，并选取年度热点、焦点和社会关注度高的问题展开深入专题研究，简明扼要的统计数据、全面系统的工作述评与深入透彻的案例分析相辅相成，以通俗明快的语言和数字形式呈现给社会文物工作全貌，不仅在文物工作宏观管理研究上首开先河，还为以后面向社会系列发布文物工作年度报告打下良好的框架基础。
《大遗址保护行动跟踪研究》（2014年）分别从历史探源与理论构建、保护利用实践跟踪、管理体制机制综合分析、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影响评估和文化建设关系等方面各自对大遗址保护专项行动进行跟踪研究，然后通过不同类型的大遗址典型案例对专题研究进行综合实证分析，最终在专题研究和案例研究的汇总基础上形成总体评估与政策建议。研究在学术思想、理论观点、研究方法和数据资料采集分析方面均取得重要突破。课题强调实证性学术思想，坚持以事实为依据开展跟踪评估，突破文物行业以经验为依据的学术传统。课题从产权视角提出遗址国家所有权保护理论，通过经济学理论深入解读大遗址价值与大遗址保护工作特征，建立大遗址保护制度模型分析工具；从大遗址保护与“人”的关系视角分析遗址保护与展示的效果与意义，通过问卷调查深度分析公众对大遗址保护认知程度与因素，突破文物保护重视“供给”、轻视“需求”的传统观念，是大遗址保护理论的全新探索。课题收集数据资料数量之多、综合性之强、汇总整理分析之系统化前所未有，极具资料价值。
（二）学术成就
在文物事业发展需求推动下，在院大力扶持下，文物政策理论研究逐渐成长，确立了独立研究领域，探索出一定的研究范式，培养了相对稳定的研究团队，并开始初步发挥决策咨询作用。
1、确立文物政策理论学术研究方向
国家宏观形势要求文物行业管理转型，面向宏观面向社会，文物政策理论研究任务越来越重、需求越来越迫切。文物行业的研究领域历来由历史考古、工程技术和科技保护一统天下，近年经过努力，文物政策理论研究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逐渐形成。
文物政策理论研究，尽管研究范畴目前还并不十分清晰，但从近年研究任务来看，它超脱于决策的执行——日常业务，而是从日常业务中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分析根源，为文物决策提供支持、咨询、评价和反馈等方面的信息服务、学术支撑和理论指导，促进文物决策科学化和专业化，提高文物宏观管理水平。
2、探索文物政策理论研究范式
文物政策理论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需要自身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的支撑才能真正发挥决策咨询的科学作用。以往政策研究以临时任务形式开展短期的、一次性的调研，基本凭借个人经验完成，既无助于决策的科学化，又无法形成科学方法。经过十年来系统承担文物政策理论研究任务的长期经验积累，在研究方法上不断探索，初步形成文物专业管理与行政管理相结合、文物行业政策与国家宏观政策相结合、实证研究与数据分析相结合、文物理论与多学科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近年文物政策理论研究特别坚持实证研究，坚持以事实为依据。文物保护传统上是一个以经验为主要依据的领域，这为文物管理的科学化和现代化、为国家综合决策部门和社会了解文物工作带来很大障碍。文物虽然个性差异很大，文物保护虽然专业性很强，但文物管理决策需要建立在对客观事实及时完整记录、分析、报告和评估基础上。坚持实证研究不仅有助于促进文物政策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的结合，避免政策研究常见的空、泛、虚、浮通病，而且有助于树立文物保护领域学术研究新风尚，有助于提高文物管理工作现代化水平。
3、培养文物政策理论研究团队和交流平台
加强文物政策理论研究、提高文物政策理论研究水平，关键在于稳定的机构和团队，积累数据资料和研究经验，探索和形成成熟的研究方法，组织和搭建研究网络与平台。在目前文物行业政策理论研究力量分散的局面下，文研院设立专门政策理论研究机构，经过十年探索初步锻炼一只由多学科知识背景科研人员组成的研究团队，积累了一定的文物政策理论研究科研经验，为文物政策理论研究的发展奠定了有利基础。
4、初步发挥决策咨询作用
近年来通过系统承担国家文物局委托的政策研究任务，直接为国家文物局在中长期规划、文物法规、管理评价等重点工作方面提供了政策咨询服务。此外还通过自主课题的前瞻研究，在国家文物局相关工作中发挥了一些决策咨询作用，如参与国土资源部组织的《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征求意见、国家发展与改革委组织的国家公园建设方案建议、大运河民间文化活动调研等。